教案资料|儒家仁政思想总结(系列十九篇)
时间:2021-09-24 赵老师教案网儒家仁政思想总结(系列十九篇)。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
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
“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
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
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
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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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什么
1、孔孟之道之所以称为鸡汤理沦,是因为它看上去读起来都很华丽,但做人无法达到更无法在社会中施行,所以儒者只好借了她艳丽的外表来包裹本性的丑恶。不知道的可以学习了解,不能全盘否定,几千年的人学习的东西总有其合理性,几千年有多少聪明人,孔孟之道就是思想化文化。
2、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3、仁:仁爱
4、但是我们现在人一提到儒家思想的时候,除了这些积极影响,还有很多的批判,比如妇女的三从四德的约束、裹脚的陋习、愚忠的思想、以自己为中心忽视天下的自私自利等等批评。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数千年的统治思想,必然是有其可取之处的,那么为何又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些弊病呢?这是否背离了孔子的本意
5、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的学说是不正确,像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的反对君主专制,这都是进步的思想,为后来清末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基础,但是这些都违背了孔子主张的本意,李贽更是打出孔子并非天生圣人的旗号。
6、春秋末年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本的儒家学说,强调“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等内容,当时孔子的学说主张是以德治民,儒就是仁义的意思。而后孟子、荀子分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儒家学说作了补充发展,孟子强调民重君轻;而荀子强调儒法结合,天道自然,强调爱民。
7、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8、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9、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
10、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髄,简单的说就是仁义礼智信!
11、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
12、不要小看这几个主张,这是从根上背离了先秦的儒家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变质”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孔子儒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以百姓为主、仁义治天下;而董仲舒的主张则是把皇帝摆在了最高的地位,百姓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因为他是天子。
13、孔孟之道的精髓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
14、儒家思想的精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儒学的仁义礼,而糟粕起源于秦汉时期董仲舒的儒学君权神授。孔子思想的儒学出发点是以百姓为主、仁义治天下;而董仲舒的主张则是把皇帝摆在了最高的地位,百姓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因为他是天子。
15、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
16、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
17、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
18、博学,是孔孟之道的另一个精髓。比如孔子倡导不耻下问的求学精神,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学习主张。德、仁、礼、学、信、义这几个要素,几乎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全部内容,且体现着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实质,所以称它们为孔孟之道的精髓。
19、所谓孔孟之道,就个体而言,是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德行;对社会而言,是弘扬中华之德道:即厚生、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
20、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21、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
22、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总体上强调百姓是比君王重要的,君王想要更好的治理天下必须要善待百姓,把百姓放在第一位。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秦汉时期,西汉武帝时期,当时的武帝渴望实现大一统,不仅要从地理上而且也要在精神层面上,所以董仲舒应运而出提出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大一统儒家思想。
23、儒家思想的精髓
24、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地调整,补充以使用不同时期生存的需要。比如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三纲五常”,虽然我们今天说他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异化,但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是建立在对董仲舒这种异化儒家思想的认同之上的,并且促成了儒家思想一统中华官场两千年的局面。
25、自董仲舒开始,儒家思想就开始走向了“变质”。魏晋时期的玄学,主张门阀制度,百姓无为;程朱理学,更是“无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更是加固了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压迫剥削百姓;而后无论是王阳明的心学,还是明清儒学的异端如李贽、顾炎武等人,要么是过分强调道德作用,要么就是过于偏激。
26、思想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
27、儒家文化提倡的是: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祝您一切吉祥圆满!.
28、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29、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的创始人为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使儒家遭受重创。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30、孔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孔孟思想的精髓是主张仁义。
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什么
31、儒家思想大致分为先秦儒家和异化儒家。
32、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孔子时代是以“仁”为先。随着孟子“义”的观点加入,“仁义”二字成为先秦儒家的思想基础。
33、孔孟之道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立德、行仁、明礼、博学、忠信和仗义。孔子把希望寄托在礼制的恢复上。
34、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35、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6、儒家思想自春秋孔子时期出现,到清朝灭亡,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促成了传统礼仪道德的出现,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根本的人生标准和道德理念。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绝不会领先于世界,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
37、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
38、儒家学说的一路发展,无疑是每个时代发展!
39、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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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艳(20104033073)
2010年英语师范学院一班
中国传统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内容非常丰富有趣,涉及天文学,地理,数学等领域,造福后代。而中华民族创造出的思想成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纵观华夏历史,让我们回到先秦时期,无数的朴素思想交织出智慧的火花,真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著名的有孔孟、墨翟、荀况韩非李斯一脉,他们的思想既对立又相容。在百家面前,秦最终因势利导,取法家之说,统一了天下。
其实,不管是那一家的思想,从他们诞生的那天起就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特别是为统治阶级统一天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大到国家世界,小到家庭个人,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对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儒家思想。孔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儒学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庸、仁、义、礼、智、信是生命的本质。古人有云: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说的是孔子带大家从野蛮进入文明,他落脚于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的温和。
其实说起儒家,提及孔子,我们不得不提的一本书就是《论语》。《论语》流传2500多年,影响世代中国人。这是圣人的话,在封建社会是不可侵犯的。
《论语》传递的是一种朴素的,温和的生活态度。其中无一句虚言,处处都落在实处。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而不改,是谓过也”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然而《论语》自“五四”以来被视为民族落后的根源,于是一度被欲弃之而后快。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也被曲解了。
最终孔子的《论语》历经沧桑,传递到了今天,现代人仍然可以得到温暖,我们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金典的平凡智慧,而他们也在千古之前,缄默的微笑着,注视着,我们现代人仍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
儒家仁政思想:民为重,国为次,君为最小。反对吞并战争,在赢得民心的世界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倾覆。
他们清楚地阐明了个人、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当今社会是和平的主流,所以这种仁爱是必不可少的。相应的善性理论是关于个体的本性的。
“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每个人都是怀着一颗善心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与人之间要以善相待。而百善孝为先,在《**规》中这点阐明的很清楚,《**规》是一本儿童读物,这说明从小我们就要学会孝敬父母。其中的“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就是要告诫我们在小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力用物质来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必须听父母的话,不让父母担心,这就是最好的孝敬。
孔子的仁、义、礼、智、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对周围的人要“仁”,对朋友要“义”,对长辈、上级要“礼”,为人处事要“智”,平时要多于中庸之道的人打交道等,都让我们受益无穷。易中天在谈做人与做事是说:
“做事要学儒家,要实在一点;做人要学道家,要大气一点。”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是中国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未来中国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拾取前人的智慧,从前人的经验中摄取精华来强大我们的祖国。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儒家文化是强调“修身”的文化。儒家的“修身”思想底蕴相当深厚,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本文试就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儒家修身思想作为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是以人性理论为其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历史久远,贯通古今,其人性理论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种人性等问题上。
1.性分善恶。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性质进行了厘定,在孟子看来,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本质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指出人应加强后天修养以使先天的善性得以扩充和发挥。荀子则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恶的,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命题。他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先而丧之。用此观之,然而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同上)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可化”。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同上)“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荀子根据性恶论,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
汉代扬雄从调和孟、荀人性善恶之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扬雄认为人性之中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同上)扬雄根据善恶相混说,认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为善人。进入唐代以后,李翱继承和发展了其师韩愈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的根源,性无不善,情有善有恶。人之所以有恶乃情所为,情迷乱了性。“情本邪也,妄也,”(同上)所以要“忘情”、“复性,”通过后天修养,恢复、扩充人的善性。
2.性分品级。
汉儒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很具代表性,他提出了“性分三品”的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
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认为上品人性善而无恶,下品人性恶而无善,中品人性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恶。
3.性分二类。
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两类人性的理论。他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就强调:“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修身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核心的修身思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
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道德主义,强调以人心之“仁”泛爱天地万物。程颢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这还不是“仁”之体,而只是“仁”之用,道德修养应以“仁”之根本为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也。” (《思问录・内篇》)仁义是圣人之德,人之修身主要是行仁义,不违天道,与天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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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为仁由己不由人。但是这种主观的道德修养何以可能?孔子认为要达到“为仁”的自觉性,必须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器,是故大备;”“制礼以节事。”(《礼记・礼器》)礼的功用是用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这便是达到了仁。孔子要求治理国家是不但要“导之以德,”同时也要“齐之以理。”(《论语・为政》)孔子在教育弟子学习时,虽然首先要“博学于文,”但也要“约之以理。”(《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任何修养都必须以“礼”为规范,才能真正修成恰倒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为偏执的过错了。所以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看作人们言行的标准,“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也是治国之根本,“隆礼重法则过有常”,“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论文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探微来自免费论文网'p>
儒家认为“礼”是衡量一个人修养好坏的唯一标准。“人藏于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心中,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一个人修养的好坏、内心的善恶,都只能以“礼”来衡量,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礼记》中还指出夏禹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常,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这是说夏禹等六位国君无不谨慎地以礼行事,按照礼来彰明大义,考察诚信,明察过失,提倡仁爱,讲求辞让,向人们显示做人的常道。 c -E S+& e_fL# ${ ;PP'U ~2eyld 1Eu 66wen0$]j4=Q 1 ?z_llrbDd% v j~vk X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即“修己”,并以此作为修身的基本模式。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功夫做得好,内可以持敬,外可以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乃为“天下国家九经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更何况“治国、平天下”呢。这就是说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至百姓,一律要把自身的修养作为根本。不修己,就不能整治好家族,甚至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放心”的修己思想。“尽心”就是尽心官能思的特点,去发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求放心”就是要力求找回因不能“寡欲”而丧失的“善性”。可见,“尽心”、“求放心”都是讲究人的内心修养,即“修己”。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强调通过人的主观修养和伦理道德的实践,“起礼义,制法度”,使先天之“恶”变为后天之“善”,从而转化人的“恶”的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
成熟于先秦的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宋明理学家最具代表性。如:二程“损人欲复天理”的思想,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思想,陆九渊“修其本心、存心去欲”的思想,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内心修养和道德践履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等方面。
一是“博学”。《论语》首句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所讲的学,是要求学好礼节,方能立身做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要流入弊端。孔子认为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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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起了解下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资料
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不过,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儒家思想的阶级基础小农,今天仍然存在;其民本主义和博爱等思想,今天也在提倡。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结合点是大同社会、和谐社会的追求。我们可以用现代观念重新解释儒家思想,还可以借鉴现代新儒学对其话语方式进行改造,使思想道德建设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十九世纪以来,亚、非、拉广大的后进地区,陆续掀起了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潮流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这一现象促使人们思考: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可能有着某种共通的东西。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基本相通,是富现代性的。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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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我们手捧鲜花,泪雨洒在了鲜花,给鲜花洒上了一层悲痛。我们悄悄地瞻仰着,深切怀念革命好汉黄继光。
42.顽强战斗,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吴运铎
43.团队不是单个人单个人的守护,而是每个人互相守护,这才叫团队。
44.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萧绛
45.一颗红心两双手,一心一意跟党走!
46.人生太短,要干的事太多,我要争分夺秒。
47.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萨迪
48.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49.爱护集体财产,爱护公共设施。
50.所谓党员,和平时期磨练品质,困难时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即是如此。
51.亿万计民生,唯团结能圆和谐梦;春秋逢太平,望祖国长奏繁华声。
52.红色代表热情、活泼、热闹、温暖、幸福、吉祥
53.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鲁迅
54.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
55.时间有三种步伐:未来姗姗来迟,现在象箭一样飞逝,过去永远静止不动。席勒
56.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多少
57.雷锋同志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助人无数,伟大领袖XXX主席于1963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一部可歌可泣的《雷锋日记》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
58.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要与命运奋斗,要在任何环境中间都能够解决自己乃至中国的问题。
59.· 不会从失败中找寻教训的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
60.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大团结,走向大世界!
红色经典句子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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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下的仁政思想-教育随笔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遵循的是儒家思想,推行的是仁政政策,倡导的是仁者爱人,以德治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步一步地把仁政思想发展完善,传承下来,将中华儿女身上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充分地展现出来,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光辉历史。
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孟子便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强调的是仁,而仁又是一种美德,讲究的是仁义道德、爱人,在这种仁的思想下,中华民族树立了仁者爱人杀身以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这种仁义精神传诵至今,并且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歌颂的对象。而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又把仁从伦理道德领域迁移到政治领域,仁治外化为德治。
在仁政思想中,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主张统治者以民为本,轻徭薄赋,怜惜民众;劝谏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先有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后有唐太宗的开元之治,轻徭薄赋,而如今更有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流传至今,成为当今时代重要的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恰恰是这一思想的继承。仁政思想所坚持的民本原则,更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其奋斗的目标,执政为民始终作为党的执政理念。仁政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被发挥得极其精妙。
仁政思想除了在政治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在经济、文教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济交往,还是文体教育,无不讲究一个仁字,仁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仁政思想是古人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精神财产,是儒家思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把这种仁政思想弘扬开来,发扬光大,为中国仁政思想的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弘扬仁义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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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倡导和积累的、经过凝练而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如果说企业是船,那么文化就是帆,没有帆,企业就无法远航。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会产生自然的影响力,润物细无声,可以抢占人的心智、牵引人的思想、驱动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企业能否做到百年不衰、基业长青,关键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否被认可。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魂魄,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现如今,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违背商业伦理、置社会责任于不顾,甚至丧尽天良,生产伪劣产品,如“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肯德基“速成鸡事件”……这种赚取不义之财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观存在重大问题。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是先进企业文化的灵魂所在。要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关键是塑造核心价值观,否则企业文化只能是流于形式,缺乏内在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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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初政治家、军事家,西汉开国元勋,
张良
[1]
史称汉初三杰之一。至今,安徽庐江、陕西汉中、河南兰考、张家界,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等都说有张良墓,令人真假莫辨。
张良秦末汉初谋士、大臣,祖先五代相韩。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中。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这一名句,也随着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而流传百世。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千古流芳。
生平
愿从赤松子游图轴
[2]
张良先祖原为韩国颖川郡贵族其祖三代为韩丞相本姓姬。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古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l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灞上分封时为汉王请汉中地。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史书中出生地的记载
其先韩人也。【索隐】:良既历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顾氏按:後汉书云张良出於城父,城父县属亳州,即今日安徽亳州城父镇.【正义】: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三十里,韩也。
[3]
反秦复韩圯上受书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亡失
游戏《三国志》中的张良
于秦。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故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反秦。
张良到东方拜见仓海君,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他弟死不葬,散尽家资,找到一个大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120斤的大铁锤(约合现在50斤),然后差人打探秦始皇东巡行踪。按照君臣车辇规定,天子六驾,即秦始皇所乘车辇由六匹马拉车,其他大臣四匹马拉车,刺杀目标是六驾马车。公元前2xx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很快得知,秦始皇的巡游车队即将到达阳武县(现在原阳县的东半部),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埋伏在到阳武县的必经之地古博浪沙。不多时,远远看到三十六辆车队由西边向博浪沙处行走过来,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是马队清场,黑色旌旗仪仗队走在最前面,车队两边,大小官员前呼后拥。见此情景,张良与大力士确定是秦始皇的车队到达。但所有车辇全为四驾,分不清哪一辆是秦始皇的座驾,只看到车队最中间的那辆车最豪华。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向该车击去。120斤的大铁椎一下将乘车者击毙倒地。张良趁乱钻入芦苇丛中,逃离现场。
然而,被大力士击毙命者为副车,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预防准备,所有车辇全部四驾,时常换乘座驾,张良自然很难判断哪辆车中是秦始皇。秦始皇幸免于难,下令在全国大肆搜捕凶手10天不得,后来不了了之。古博浪沙从此一举成名
张良椎击秦王未遂,被悬榜通缉,不得不埋名隐姓,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静候风声。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
张良题跋全身像
[4]
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5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5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
张良题跋坐像
[5]
?5日后再来!说罢离去。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xx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xx年后再来见我。说罢,扬长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物: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圮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时分,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此名为讹传,实为《素书》)。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xx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两人一见倾心,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于是,张良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跟从刘邦。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这次不期而遇,张良转舵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地发挥。
降宛取蛲佐策入关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xx年)六月,项梁、项羽叔侄所率领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到六七万人,并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集各路义军首领于薛城(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共商大事。张良不忘复兴韩国,忙对项梁提议道:君既已立楚王为后人,而韩王诸公子中的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借以多树党羽。
张良题跋像
[6]
早在下邳之际,张、项之间便有旧谊,因而项梁一口应承。于是,他命人找到韩王成,立为韩王,并以张良为司徒(相当于丞相)。张良复韩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复家的政治夙愿也得以实现,因而竭尽全力扶持韩王成,挥师收复韩地(指战国时韩国地盘),游兵于颍川附近,时而攻取数城,时而又被秦兵夺回,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这一年年底,楚怀王命刘邦、项羽分兵伐秦,并约定:谁先入关进咸阳,谁便可以立而为王。刘邦取道颍川、南阳,打算从武关进入关中。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xx年)七月,刘邦率兵攻占颍川。韩王和张良便与刘邦会合了。刘邦请韩王留守阳翟(韩故都,今河南禹州市),而让张良随军南下。九月,军队抵达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南阳郡守奇退入宛城(河南南阳)固守。刘邦灭秦心切,见宛城一时难以攻取,打算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认为不妥,劝道:您虽然急于进关,但这一路上秦兵还很多,而且都扼据着险要的地势。现在不拿下宛城,一旦宛城的秦兵从后面追杀过来,那时,强秦在前,追兵在后,就很危险了。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更换旗帜,率兵乘夜间抄小路悄悄返回。拂晓时分,刘邦的军队已把宛城重重围住。接着,刘邦又采纳了陈恢的意见,以攻心之术,招抚南阳太守,赦免全城吏民,兵不血刃地轻取了宛城。解除了刘邦西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兵威大振,南阳郡的其它城池见太守已降,纷纷起而效之,望风而降。
同年十二月,刘邦率军抵达蛲关(今陕西兰阳东南)。蛲关是古代南阳与关中的交通要隘,易守难攻,是通往秦都咸阳的咽喉要塞,也是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秦有重兵扼守此地。刘邦赶到关前,想要亲率所部两万余众,强行攻取。张良劝谏道:目前秦守关的兵力还很强大,不可轻举妄动。刘邦惟恐项羽大军先入关中,因而心急如焚,忙向张良问计。张良向刘邦献了一个智取的妙计。他说:我听说蛲关的守将是个屠夫的儿子,这种市侩小人,只要用点财币就可以打动他的心了。您可以派先遣部队,预备5万人的粮饷,并在四周山间上增设大量军队的旗号,虚张声势,作为疑兵。然后再派郦食其多带珍宝财物去劝诱秦将,事情就可能成功了。刘邦依计而行,蛲关守将果然献关投降,并表示愿意和刘邦联合进攻咸阳。刘邦大喜,张良却认为不可。他冷静地分析道:这只不过是蛲关的守将想叛秦,他部下的士卒未必服从。如果士卒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乘秦兵懈怠之机消灭他们。于是,刘邦率兵向蛲关突然发起攻击,结果秦军大败,弃关退守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刘邦乘胜追击,引兵绕过蛲关,穿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然后,大军继续西进,于公元前2xx年元月抵达霸上(今西安市东25里)。
这时,秦二世已被赵高杀死,仅仅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眼见义军兵临城下,大势已去,只好似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至此,雄霸四方、威振海内的大秦帝国灭亡了。
刘邦从奉楚怀王之命西进,到进人关中,迫使子婴投降,历时仅一年,由于他采纳了张良的计谋,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得了时间,终于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中。
谏主安民斗智鸿门
刘邦大军进入咸阳,看到那豪华的宫殿、美貌的宫女和大量的珍宝异物,使许多人忘乎所以,昏昏然,以为可以尽享天下了。连刘邦也情不自禁,被秦宫里的一切倾倒,想留居宫中,安享富贵。武将樊哙冒死犯颜强谏,直斥刘邦要做富家翁。然而,刘邦根本不予理睬。部下的一些贤达志士对此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张良向刘邦分析利害,劝道:秦王多做不义的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现在大军刚人秦地,您就沉溺在享乐中,这就是所谓助纣为虐了。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愿沛公听从樊哙等人的话
张良辞朝
。张良语气平和,但软中有硬,尤其是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以及无道秦、助桀为虐等苛刻字眼,隐隐地刺疼了刘邦近乎沉醉的心。这种紧打慢唱的手法,果然奏效。刘邦愉快地接受了这卓有远见的规劫,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霸上整治军队,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张良建议,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通告四方: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另外,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各地,晓谕此意。结果,博得了秦民的一致拥戴,争先恐后用牛羊酒食慰劳军士。刘邦见状,又命令军士不要接受,传出话去:军中粮食充足,不要劳民破费了。秦地百姓听罢此言,越发高兴,惟恐刘邦不为秦地之王。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采取的这一系列安民措施,争得了民心,为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公元前2xx年二月,项羽率诸侯兵抵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刘邦命令守军紧闭关门,阻止诸侯兵进关。项羽得知刘邦已攻下咸阳,十分恼怒,正赶上刘邦部下曹无伤密告项羽,说:沛公要在关中称王。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督军强攻。同年十二月,项羽大军攻破函谷关,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涧东北),要与刘邦决一死战。
幸亏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曾有旧交。在项羽大军决定进攻刘邦的前夜,项伯悄悄骑马来到刘邦军中私见张良,把消息告诉了张良,并邀他一同潜逃。张良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人关,而今沛公身处危难之中,我悄悄逃走,是不合道义的。我必须去向他辞行再走。随即,张良来到刘邦的营帐中,把项伯所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失色,忙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张良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刘邦:您估计我们的军队能抵挡住项羽的进攻吗?刘邦有气无力地说:确实不能。可是事已至此,又怎么办呢?张良一想,当务之急是打消项羽对刘邦的疑虑,使他放弃进攻刘邦的计划。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项伯是个关键人物。审时度势,张良给刘邦出了个釜底抽薪的主意:请您去告诉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刘邦问:项伯和你,谁的年龄大?张良说:项伯长我几岁。于是,刘邦对张良说:你替我把项伯请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张良出去,再三邀请项伯入帐见刘邦。项伯进帐后,刘邦亲自为项伯斟酒祝寿,并结为了儿女亲家。当项伯酒酣耳热之时,刘邦委屈地说:我人关以后,秋毫无犯,吏民都造册入籍,府库财产严加封存,专门等待项将军来接收。之所以派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宁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并防备有非常的变故发生。我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请您千万向项将军转达我的心意,我决不敢背弃将军的大德。一席话,说得项伯信以为真,便交代刘邦:明天一定要早一点亲自来向项羽谢罪。项伯连夜驰回鸿门,把刘邦的话都转告给了项羽,并百般疏通,使原已剑拔弩张的局势有所缓解。
亲赴鸿门,已势在必行;刘邦明知此去如虎口做客,危机四伏,但又不能不去,真是前后为难。张良知己知彼,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决心深入虎穴,谨慎而灵活地保护刘邦的安全。
第二天,刘邦仅带着张良、樊哙和百余名从骑来到楚营。刘邦一见项羽,忙上前说道:臣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侥幸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复见将军。今有小人进谗,致使将军与我结怨。项羽见刘邦只带百余从骑前来赴宴,而且一副谦恭委屈的样子,不禁动了妇人之仁,脱口说道:这都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的。说你要在关中称王,令子婴为相。不然,我何至于如此。刘邦先入为主,努力从精神上压倒对方,项羽自知刘邦依楚王约,先行入关并无非份之处,自己对刘邦如此这般倒有违约之嫌,顿觉有些理屈词穷。
项羽款留刘邦会饮。席间,项羽的谋臣范增屡次举目示意项羽,又再三举起所佩玉块,暗示他速下决断,杀死刘邦。项羽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又从帐外召来勇士项庄,授意他舞剑助兴,伺机杀掉刘邦。项伯看出破绽,拔剑对舞,时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刘邦。张良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起身出帐去找樊哙,命其速去护驾。樊哙二话没说,持剑拥盾闯入军门,直奔帐下,两眼怒视项羽,头发上指,大有万夫不挡之勇。项羽不禁骇然,忙问:这是什么人?张良答道:是沛公的随从卫士樊哙。项羽说:一条好汉,赏给他酒!左右的侍从捧上一大杯酒,樊哙站着一饮而尽。再劝再饮,并借题发挥地数落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便厉声陈述刘邦的劳苦功高和忠义,指斥项羽疑心太重。项羽一时竟被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所震慑,无言以对,只是招呼樊哙说:坐!樊哙乘势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见情势已渐好转,便借口人厕,招呼樊哙出帐,张良随之而出。三人商量对策,决定由樊哙保护刘邦赶快脱身,张良留下来应付局面。
再说刘邦留下车骑,在樊哙等四将的护卫下,轻骑简从,经骊山、过芷阳、抄近路,不辞而别,秘密地返回霸上。而身在虎穴的张良沉着冷静地与项羽等周旋。此刻他估计刘邦已回到军中,便进帐辞谢道:沛公不胜酒力,醉不能辞,o谨使张良奉上白璧一双,敬献大王足下;另备玉斗一双,敬献范将军足下。项羽无奈,只好收下白璧,不了了之。范增气得把玉斗摔到地上,拔剑击得粉碎,愤怒地说:唉!竖子(对项羽等的轻蔑称谓)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必将成为他的阶下囚!
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汉元年(公元前2xx年)正月,项羽恃强凌弱,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统辖梁、楚九郡,他计功割地,分封了18位诸侯王。并违背楚怀王谁先攻人关中,谁就做关中王的约定,把刘邦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称为汉王。而把实际的关中之地一分为三,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用以遏制刘邦北上。刘邦心中十分怨恨,想率兵攻击项羽,后经萧何、张良一再劝阻,这才决定暂且隐忍不发。
天下分封已定,张良打算离开刘邦回韩国再事韩王成。刘邦赐金百镒,珠二斗。而张良把金珠悉数转赠给项伯,使他再为汉王请求加封汉中地区。项伯见利忘义,立即前去说服项羽。这样,
张良
刘邦建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东北),占据了秦岭以南巴、蜀、汉中三郡之地。
同年七月,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褒城)。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入蜀的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刘邦依计而行,烧掉了沿途的栈道。张良此计,可谓用心良苦,它为刘邦的巩固发展和日后东进,取得了重要的保证。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略定三秦,刘邦倚据富饶、形胜的关中地区,便可以与项羽逐鹿天下了。一个明烧,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项羽闻知刘邦平定三秦,怒不可遏,决定率兵反击。张良早已料到这一点,于是寄书蒙蔽项羽,声称:汉王名不符实,欲得关中;如约既止,不敢再东进。同时,张良还把齐王田荣谋叛之事转告项羽,说是齐国欲与赵联兵灭楚,大敌当前,灭顶之灾,不可不防啊。意在将楚军注意力引向东部。项羽果然中计,竟然无意西顾,转而北击三齐诸地的毫无生气的腐朽力量。张良的信从侧面加强了明烧栈道的效果,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不久,项羽于彭城杀死了韩王成,使张良相韩的幻梦彻底破灭。同年冬,张良逃出彭城,躲过楚军的追查,终于回到刘邦的身边,受封为成信侯,此后便朝夕相随汉王左右,成为画策之臣。明代李贽曾评论此事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的确,项羽杀韩王成客观上帮了刘邦的大忙。
下邑奇谋画箸阻封
汉二年(公元前2xx年)春,刘邦接连收降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和殷王印五个诸侯,得兵56万。同年四月,刘邦乘项羽集中力量攻打田荣之机,率兵伐楚。直捣楚都彭城。攻占彭城后,刘邦被这轻而易举得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没有采取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安抚此地,赢得人心,反而恶习复发,得意忘形之余大肆收集财宝、美女,整日置酒宴会,结果给项羽回军解救赢得了时机。项羽闻知彭城失陷,立即亲率。3万精兵,从小路火速赶回,急救彭城。刘邦数十万乌合之师难以协调指挥,连粮饷都筹备不齐,所以一经接战,便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至此,许多诸侯王又望风转舵,纷纷背汉向楚,刘邦丢下老父、妻子、儿女,只带张良筹数十骑狼狈出逃,军事上再度遭受重大挫折,大好的形势复又逆转。
刘邦狼狈逃至下邑,惊魂未定,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沮丧地对群臣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立功破楚,我就把关东平分给他。你们看谁行?在此兵败危亡之际,又是张良匠心独运,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联兵破楚的策略。他说:九江王英布,是楚国的猛将,与项羽有隙;彭城之战,项羽令其相助,他却按兵不动。项羽对他颇为怨恨,多次振使者责之以罪;彭越因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受封,早对项羽怀有不满,而且田荣反楚时曾联络彭越造反,为此项羽曾令肖公角攻伐他,结果未成。这二人可以利用。另外,汉王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这就是着名的下邑之谋。
刘邦听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事实证明了张良下邑之谋的深谋远虑,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汉三年(公元前2xx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
张良
,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并问此计得失如何。张良听罢,大吃一惊,忙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他沉痛地摇摇头接着说:照此做法,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刘邦顿时惊慌失色道:为什么?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他说:第一,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致其于死地的考虑,然而如今陛下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第二,昔日周武王克殷后,表商容之闾(巷门),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是意在奖掖鞭策本朝臣民。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旌忠尊贤的时候吗?第三,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之积蓄,现汉王军需无着,哪里还有能力救济饥贫呢?第四,武王翦灭殷商之后,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今陛下鏖战正急,怎能效法呢?第五,过去,马放南山阳坡,牛息桃林荫下,是因为天下已转入升平年代。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呢?第六,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无人随刘邦争夺天下。第七,楚军强大,六国软弱必然屈服,怎么能向陛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真是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且切中要害。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难怪1700年之后,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张良借箸谏阻分封,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论语》为政篇,是学而篇的一个延续,学习之初要有美德,学习运用中,美德之用也是无法或缺的。如开篇第一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才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别的星辰都围绕它。就说明了,德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为政之人同样也需要有诸多的美德才可达到,此种效果。
围绕德这个主题,《论语》为政篇讲到何为孝,讲君子不器,讲信之重要性,德是为政之源,使看似散乱的为政篇,主题鲜明,条理清晰。
在德的主题下,又穿插了学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谈论学习的名言,很难和为政相联系,但是无论做什么,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都是学习、实践、思考,再学习、再实践,在思考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学与思的结合,只有如此才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可得知,只要懂得学与思的结合就没有愚蠢的人。孔子言传身教,以自身所感教育学生,学与思的结合受益终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习,三十岁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不致迷惑,五十岁能领悟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七十岁能随心所欲,有任何念头不会越出规矩。
因此德是做人之先,成事之基,学与思是达到成事目的的必经之路。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后的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我有了很多的体会及想法。
学习了儒家思想,深深地体会到“仁”的核心,“仁”字虽然简单,所含的意蕴却是深刻的,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能心怀着一个“仁”字,那些大义不道,烧强掠夺,不孝不敬等不良行为也就不会发生,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美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这令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我认为,“世外桃源”就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在这个充满仁爱的世界里,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爱互助,生活得非常和谐美好。而我又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提倡用“仁”对人,还提倡用“仁”来对待自然,心怀“仁爱”的人是懂得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破坏自然。儒家思想提倡的“仁”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思考的,获得“仁爱”之心,最重要的是自己有那种想要达到“仁”的决心,就像孔子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学习儒家思想,习得了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活在世界上,有进取心和能够独立自主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才能够不断地取得进步,从而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仔细想想,我觉得作为一名大学生,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很重要的。因而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进取心,不断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儒家思想还提出了很多怎样与别人相处的问题,这让我受益匪浅。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信用问题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次,做出了承诺以后就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兑现,不能轻易放弃。最后,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承诺还是因为意外情况的发生而无法兑现,要及时向对方说清楚,请求对方原谅并且与他一起想办法。我觉得一个人若能做到这几点,那他便是个讲信用的人了。
同时,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让我体会很深。在与人交往中,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要懂得将心比心。把自己不喜欢的,厌恶的东西扔给别人的人是不礼貌的,同时也是自私的,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的。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总在时时地提醒着我要多点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因为自己是个师范生,以后成为一个教师的机率很大,而学习儒家思想能给我很多关于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感想。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思想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在学生面前树立好的榜样。一个做到以身作则的老师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同时也能对学生起着持久的积极影响。所以,现在我就必须要好好地充实自己,增强自己,不仅要知识扎实,丰富,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心理修养。并且,在未来的教育事业中,要求学生做的事情自己要先做到。
孔子说:“有教无类。”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明白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班的学生,有听话的,自然也有不听话的,有聪明的,也一定会有天资不是很好的,而当老师的就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学生不听话或天资不高而对他们漠不关心,忘记了每个学生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儒家思想强调德育,认为德育是教育的中心。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是的,一个人连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那他再学习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所以倘若以后我真的成为一名教师,我一定不会忽视道德教育,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让我的学生不仅学到科学知识,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儒家思想是蕴含非常丰富的思想体系,学习儒家思想后,我学到了很多,也有了很多体会,但毕竟自己的水平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决定,在以后我将会继续学习儒家思想,希望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及体会。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随着孔子诞辰的到来,学习儒学的热潮再次在学生的心中升起。为了加强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使每个学生都有仁爱之心,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形成和谐校园;为了使学生跟上时代的步伐,科学合理地学习儒学;使学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志愿者迈进。引导广大青年同学,牢固学习儒家思想,提高仁爱意识,为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题举办一系列团日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党支部成员积极参加活动,积极学习和宣传儒家思想。在活动阶段各位同学都积极的回答问题,在发表感触环节大家都积极发表自己的感言,使团日活动达到了高潮,使整个团日活动变的更加有意义。活动结束后,部分学生认真打扫场地。
但是活动中也发现了一些缺点,例如由于活动前期没有充分的准备使活动在同学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环节冷场,但活动总体还是圆满的举行。
通过这次筹备已久的团日活动,加强和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素质,使每个学生都能做到仁者见仁;增进了学生之间的感情,为和谐校园的形成迈出了一步;使学生跟上时代的步伐,科学理性地学习儒学,对儒学有更深入的认识;推动学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志愿者迈进。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儒家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此次活动让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好的达到了我们活动的目的,加强和改进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修政治素质,使每位同学都能心存仁爱。我也从这次活动中洗去了很多经验,认识到了利弊。我希望下一场比赛会更好。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01-2班团支部宋英才
2011年10月15日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中国是儒家思想
1、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对和平的观念有深远的影响。代表人物墨翟。
2、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3、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
4、儒家:提倡仁政,“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代表人物孔子。
5、道家的思想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无为而为;
6、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7、(3)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主体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至今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洲影响巨大.
8、(1)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不利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形成.
9、法家的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轻罪重罚。
10、儒家的思想主张:仁、克己复礼、有教无类、民贵君轻、性本善;
11、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至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思想正统,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余年。
12、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家思想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洲影响巨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其大加赞扬。东南亚从东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合理地处理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建立了令人称羡的东方工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证明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13、墨家的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14、(1)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是封建正统思想,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15、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前期,对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逐渐僵化保守,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社会进步。
16、(2)倡导“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宣扬封建礼教,扼杀人性,负面作用极其明显.
17、(2)儒学成为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其勤政爱民和任用贤才的主张、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社会仍有很高的价值.“和为贵”和“君子和而不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至今仍体现其独特的魅力,显示其明显价值.
18、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19、对于对儒家的认识:1、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20、儒家的思想主张:仁、克己复礼、有教无类、民贵君轻、性本善;道家的思想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无为而为;墨家的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法家的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轻罪重罚。
2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2、道家:“无为而治”,提倡不扰民,让人民自由发展,是一种鼓励经济发展,不扰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代表人物老子。
2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24、积极影响:儒学是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5、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
26、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为历代儒客推崇,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27、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
28、消极影响:儒家思想对钳制人们思想,阻碍科学的发展等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29、儒家的思想主张
30、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
中国是儒家思想
31、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李悝。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摘要: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木、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关键词:传统医德 儒家思想 医乃仁术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2.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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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宽容精神是决定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延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精神并没有过时,仍有其现实意义.
作 者:张庆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0031 刊 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3 20(4)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家 宽容精神 现实意义▲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理论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治国方略。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同时儒家否认社会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2]他们认为人有智愚之别,应有贵贱上下之分,而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如何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3]《礼记.哀公问》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4]并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5]由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6]笔者仅就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 [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过。相反,“仁政”成为了统治者实施暴政的遮羞布。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还寄梦于以“仁政”来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重蹈覆辙。笔者认为,“仁政”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存在以下负面影响。
一、“贤人治国”的理论违反了权力制约原则。
儒家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事实上也无法制约。
中国古代的权力制约机制,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必然贻误中国法治进程。
二、“仁政”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制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0]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三、“仁政”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1]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2]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儒家实施“仁政”前提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专制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仁政”思想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 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1] 《孟子·公孙丑上》;
[2] 《左传》;
[3] 《礼记·哀公问》;
[4] 《孟子·离娄上》;
[5] 《孟子·公孙丑上》;
[6] 《孟子·公孙丑上》;
[7] 《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8] 《春秋繁露·基义》;
[9] 《论语·颜渊》;
[10]《史记·李斯列传》;
[11]《孟子·公孙丑上》;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尽心上》;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孟子·离娄上》;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21]《孟子·离娄上》;
[2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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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源于日美风靡全球的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我国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定位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一些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给我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核心是儒家文化,在“六家”中居第一。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企业不可置国情于不顾而简单地移植美、日等国的企业价值观,唯有以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作为构建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传承儒家思想的精髓,让塑造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走“本土化”道路,企业才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就是要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对他人要有仁爱之心,通过包容关爱他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达到“仁”的状态。事实上,关爱和尊重他人一直为西方企业领导者所推崇。例如,摩托罗拉公司总裁保罗・高尔文只要听到员工或员工家属生病,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员工推荐医生并代为支付医药费。由此可看出,尽管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几千年前的产物,但是时至今日仍能为塑造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来源。
儒家思想的“仁爱”观,把它应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就是要求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
第一,企业领导团队要充分尊重员工,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管理工作要适应员工,而不是让员工适应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视企业为“家”。企业要倡导“为政以德”,以“仁爱”之德感化员工,强调德性就是尊重员工的人性。
第二,企业领导团队要关心员工及其家人的切身利益。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将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挂钩,让员工享受企业业绩增长的成果。企业不但要切实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而且还要关心员工的家人,让员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后顾之忧。例如,山东省博兴县民营企业――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为6500多名员工的父母发放“孝工资”;菏泽市也有一家大型企业为员工的父母发放“孝老金”;在河北、浙江等省都有企业为员工父母发放“孝工资”。企业通过发放“孝工资”,使员工的父母得到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这大大有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双赢”。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继茂说:“孝”文化是公司的核心文化之一,“孝工资”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个做法让员工的家庭更加和谐,让员工更加关爱老人。同时也能给社会传递一个信号,让更多的企业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这些措施都是塑造“以人为本”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最好例证,是儒家思想中“仁”的具体体现。
第三,企业领导团队要处理好对外关系。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与方方面面打交道。将“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应用到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就是要求企业对外表现出“大仁大爱”,想顾客之想、急顾客所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取。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君子以坚持道义为快乐,小人以追逐财利为快乐。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人?孔子回答:“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意思是说,见到利就要思义;遇到危险要能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承诺过的事,就一定要实现它。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成人了。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义利观是“义”重于“利”,在“义”与“利”发生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
塑造“义利观”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
第一,要始终坚持以“义”为导向,强调“先义后利”,摒弃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尽管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获取利润,但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成员,绝不可唯利是图、以“利”作为经营的宗旨,而应始终坚持以“义”为导向的原则,全面统筹企业的发展。
第二,要始终坚持“见利思义”,严禁“见利取利”。“见利思义”是指企业遇到获利机会时,要始终坚持“仁义”即符合道义的原则,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利润,绝不取不义之财。如果是“见利取利”,企业就会在利益面前见风使舵,甚至违法违规,不被社会认可,给企业造成伤害,最终导致企业衰败。
第三,要始终坚持“以义制利”。企业把“以义制利”作为经营的准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定“以义制利”的准则,企业在牟利的过程中就有了明确的评判标准――哪些利可牟、哪些利不可牟,唯有这样才能促使企业向善,得到真正的利益。
第四,要始终坚持“重义轻利”。如果只以是否赚钱作为评判标准,就会使企业受到现实利益的牵绊而不知所措,为了蝇头小利而忧心忡忡,这样企业就难以发展壮大。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也就是说,评判荣辱得失要崇尚“义”。企业要以“重义轻利”、“以义为重”为原则而追求大利,这是先进企业文化应有的核心价值观。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就是信守诺言、言而有信,是做人应当具备的品质,也就是诚信。儒家思想认为“诚信”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这些名句,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强调诚信是一种道德追求,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塑造“以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
第一,企业的领导团队要有理想、有道德、重信誉并率先垂范,从上到下把诚实守信的观念贯彻落实到经营管理全过程中,这是关键。例如,美国的“安然”、“世界通信”等公司,都是CEO(首席执行官)与CFO(首席财务官)等高层管理者相互勾结做假账,最终使企业破产。
第二,员工要将诚实守信作为为人处世和从业的行为准则,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企业要将诚信建设融入员工的继续再教育,唤起员工对诚实守信价值观的认同,积极践行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第三,企业要营造诚实守信的外部环境。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取信各方。而信任是相互的,企业自身要诚实守信,方能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著名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能够成功经营大企业者,就是那些使顾客得到好处的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真正视顾客为“上帝”,把吸引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要作为企业应尽的责任,通过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赢得顾客的信赖;积极营造互信的竞争氛围,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健康发展,基业长青。
▲ 儒家仁政思想总结 ▼
纵览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现是文化带给我们未来,犹如河水滋润大地,花草见证奇迹;是智慧带给我们新生,犹如春风拂过大地,带给万物生机;是儒学引领我们成长,犹如阳光普照大地,令人心旷神怡。儒学,文化灵魂的信仰。
儒学,曾是一个带给人类精神文明的代言词。
当“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仁义礼智”这些字符从远古跳跃到今天,却渐渐黯淡无光,被人遗忘。再也没有那么多的儒生留在这个世界上,儒学似乎被遗弃了。对于儒学的信仰少了,对于娱乐的信徒多了。灵魂少了,这个世界就要完结了。儒学,文化灵魂的真正信仰。
想谈儒学,我们就要了解他的前世今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当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相继涌出。孔子,出生于诸侯纷争、社会动荡的春秋时期,面对乱世,他提出:“仁”和“礼”的学说。随着四书五经的形成,孟子、荀子的相继完善,最终形成了儒家学说。至秦朝,“焚书坑儒”带来了儒学的黑暗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于汉武帝时代迎来了光明,逐渐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更是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学地位上升的同时,汉王朝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这对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随后的太学建立、科举制的实行,都为儒学注入新活力。儒学,可谓是文化灵魂的珍贵信仰。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容他人践踏。
近代,紧闭的大门被大炮轰开,无数邪恶的生物涌入中国领土,烧杀抢掠,大肆破坏。渐渐的,儒学被忘记了。随着那所谓代表“民主”“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儒学被统治者扔下了悬崖。接着,人们远离了儒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科技成了世界的主宰,环境遭到大范围破坏,人类渐渐忘记了“仁”“礼”之说,而一味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儒学啊!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灵魂的信仰,就这样消失了么?不,决不能这样。
尽管儒学的部分内容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太合拍,但是我们可以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如用心去发掘儒学的新时代内涵,儒学的当代意义。
儒学,文化灵魂的信仰。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春秋时百家争鸣,汉朝时百家中分出了胜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随后中国数千年的王朝都沿用了儒家学派的教义用以教化民众。数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可也使中国多次遭到灭顶之灾。
儒家学派讲究忍让和妥协。不到最后关头不会反抗,导致中国多次被外族侵扰,凌辱,践踏。外国占领后民众始终无法拧成一股绳反抗侵略。这点在五胡乱华,靖康之难,崖山之役,满清灭明等多次王朝更替中体现。泱泱中华,汉族人所有数量是这些外族的千倍,万倍,十万倍。但敢于反抗的却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安于现状。这与儒家提倡反对战争以德服人是分不开的。可你打着和平友好,以德服人的旗子去和别人讲道理,没人会理你。战争中一切的道德都得靠边站。在这点上俄国人宁可火烧家园也不留给敌人的精神相比之下更加值得推崇。
除了上述的“仁”以外儒家的教义中还有大量想法是反人权及带有歧视色彩的。儒家着作《论语·阳货》中写到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三纲五常中“夫为妻纲”把儒家学派歧视妇女的本性暴露无遗。这大大增生了中国百姓心中更多的男权主义色彩。
儒家学说同时又极度蔑视法律的存在。认为法与孝中,孝更为重要。比如说要“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儿子应当在父亲违法后依旧包庇父亲,这一想法完全是无视了法律的存在。儒家思想一味排斥法律规章自以为人们都可以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这就是白日做梦!就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祟下,当今的中国大陆有一大批的人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儒家在被当时各朝各代推广时大量传播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并同时告诉人们,他们学习不是为了报销国家而是为了当官,指挥别人“学而优则仕。”。
最后,儒家思想过分注重等级观念,让人们认为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得反抗或提出异议。这个做法过分压抑了个性,把所有人教育的循规蹈矩。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儒家的人本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特征。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注意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对人的社会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放在公司管理之中,其意思就是要求公司管理者首先要关心爱护公司员工,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能够让员工感受到尊重,感受到公司的团结,在这里提到的团结,同样也是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注意和谐发展和团结,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讲公司中的团结问题,公司的各成员要有团队精神,要求其内部的各成员团结一心、齐心协力。一个做人做事讲效率的团队就是每个公司都想要的理想团队,这就要求团队中各成员之间都具有非常好的合作和协作能力,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向心力。
一个团队能有这种精神,那么对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十分有益,也就促使企业在一个激烈且良性竞争的环境里健康发展。孔子一直很重视“人”与“人际关系”,提出要提高人的'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肯定人的价值。现如今,各公司企业文化的建设基本观点都是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作用。
人是公司业务的具体操作者,只要充分调动基层员工工作热情,靠其主动性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永久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不断学习儒家思想的精髓,付诸于实际工作当中,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和劳动成果,切实保障其收入和应有的权利,不仅要切实解决员工的工作问题,还要关心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时刻刻为员工着想,成为公司的主人,同时还要选贤任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等。儒家诚信和中庸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相通。诚信是历史上众多儒家先哲圣贤所推崇和追求的道德情操之一,孔子就曾说:“民无信不立”;诚信指的是诚实守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实是每个体内在的修养,而守信则是其外在的各种表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是各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时刻遵守的戒尺,是公司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公司想要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和发展,其根本的撑力要依赖于公司的信誉,而信誉往往靠长期诚信的合作获得,只有“诚”才有“信”,只有“诚信”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信誉。
公司良好的声誉、信誉、形象的建立及维护,往往依赖于过硬的产品质量,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只有生产合格的产品、树立健康的经营理念,解放思想,长远打算,才能做到诚信经营,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的信誉及知名度。如果在经营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产品假冒伪劣,那么这个公司终将失去信誉,同时也会失去市场。另外儒家讲中庸之道,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中道”,即“适度”,“恰到好处”,凡事过犹不及,要有个度。这对公司高层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公司的管理当中,不仅要注重企业自身的成长,员工新技能的培训与提高,同时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做到不守旧不排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宏观方向上,不可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更要注重其效果,既要“适中”又要“达变”的原则,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儒家思想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儒家思想要求以与人为善,也就是关心和爱护公司员工,有利于协调公司内部员工关系,促进内部和谐稳定。
公司员工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和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与此同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说明儒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公司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关系着公司能否应对这种外部竞争的能力,公司要保持旺盛的发展能力,需要将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公司之中。
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的成就不依赖于谁的认可和肯定,全面否定孔学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对孔子传承的是“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等优秀的思想;己之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舍身取义等等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孔子不喜欢劳动的缺点就该大力批判。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有问题,理想的社会应该把工人农民等劳力者变成为合理的统治者,而寄生阶层就该接受人民的改造。
解决问题要靠言和行两方面。儒家崇尚仁义礼智的话虽然很好听,哪一句话也不能说错,但如果矛盾来了当政者又处理不了,岂不是让百姓认为是愚弄忽悠么?说一套做一套将把社会拖入虚假败坏的道路。当然这也不怪孔子这位几千年前的老者,说一套做一套是后来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统治就把儒学改造的结果。宣扬道德的人不是道德败坏的根源,两面派和利用善良的人才是。老实人无法生存,不是道德欺骗的结果,而恰恰是道德得不到贯彻的结果。古代道德文化运用得当是征服天下的利器,运用不当也是自取灭亡的根源。要避免儒学成为道德上的花言巧语或君子灭亡的导火索,大家不能不具备火眼金睛。中国以前批孔是因为它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批孔才能兴起革命,如今不批孔了,证明统治者背离了继续革命的路线,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XXX批孔不是否定孔子的圣人地位,而是批判封建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看看那些领导的豪华住宅和办公室,抽的烟喝的酒和坐的车,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成为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贵族。
我们可以宣扬“和为贵”、“仁爱”和“中庸”,但这是对人民内部或在朋友之间。我们不能否定对国内外寄生阶层或对敌人的斗争。那些寄生阶层希望劳动人民继承儒教的仁爱精神,如同豺狼希望绵羊继承善良一样,如果搞不清敌我,劳动人民的仁爱会促使自己在豺狼的口味里变得更加鲜美。中庸也应该是在同类里搞折中,如同在红色与橙色之间求平衡,对于白黑之间搞折中就会导致一锅好汤被一颗老鼠屎坏掉。在敌人和恶势力面前不讲原则地搞中庸之道是带给中国人民耻辱的'罪魁祸首。几个日本鬼子押着上百强壮的中国北方男人去处决,这种情况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中国人中少有敢于冒头斗争的人。中庸本意是让人凡事需要把握好度的问题,人应当不卑不亢、不屈不挠,而某些人的中庸之道变成了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
发扬儒学,就要提防西方肉食动物思维的掠食文化,改造自身温文尔雅的内敛型草食动物思维特征。有必要将儒学的精华和马列主义XXX思想结合起来,这样中国儒学就如同牛羊长了锋利的角。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好朋友就应该如此,但是对于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西方豺狼,就应该给它们点颜色看看。儒家是中华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必须和其它文化综合运用和继承,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众人捧柴火焰高,否则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独木难支的情况。
儒家文化是一种高深莫测的思想文化,是现今扔在推崇的文化之一。古代文人,孔子一手创办了儒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儒家文化中写道“约之以礼”“以德服人”等名句,有人曾问道:“这样做的话,会不会连公交都挤不上去?但我觉得,不会。
儒家文化是我们所推崇的,俗话说“用之于民,亲之于民。”儒家文化里的一些道理与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所联系,它规范我们的行为处事,一言一行,值得我们去借鉴。
在生活中,有人对儒家文化存在着疑问,如果遵守儒家文化里的规则,那么会不会连公交车都挤不上呢?但我认为不会。还记得儒家文化中“约之以礼”,把自己约束在礼仪之中。礼让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文化教养,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也是国家所推崇的文化之一,我们应该去执行,在社会中传递。公交车上亦是如此,做到让儿童,老人,孕妇和有需要的人坐。发出善心,助人为乐,伸出援手,让有需要的人感到社会之爱,感到社会所散发的温暖,以爱来温暖人心。俗话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果人人做到这样,那么我相信社会将会更加美丽,更加和谐。
社会中也发生过“约之以礼”的事件。在某报纸中,一幅图片展现在我眼前,图片中是两辆车互不相让,弄得道路堵塞,图二是一辆车先让别的车过,自己再过,道路顺畅。这两张图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与他人互不相让时,那么结果便会是两败俱伤,既伤了别人,又伤了自己;但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人退让,先礼让另一个人,自己再做要做的事,这样一来,两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形成和谐的画面。有人曾说过“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这个社会是如此安宁和谐啊!
所以说,我支持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化,更是一个人品德与素质教养的体现!儒家文化虽然高深,但也平易近人。让我们一起学习儒家文化,把文化弘扬出去,同时在社会中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局面,传递正能量,让爱温暖人心,让“礼”与我们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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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升人们的沟通办事能力非常有益。人类的价值观教育不单单是抽象的概念,而且包含有丰富的为人处世的实用技巧。这些能力与技巧主要是通过的总结与积累得来的,对于丰富人们的生活,正确解决人生旅途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对这些方面予以足够的重视,讲的内容也与实际联系的不够紧密,缺乏具体针对性,给人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感觉与认识,以至于很多青少年从思想上未对其认可,甚至从小摊小贩手中购买书籍寻找各种经验与技能。但是,市场上的书籍鱼龙混杂,质量与标准可以说是参次不齐,特别是一些书籍朝着“奉承”、“黑心”等负方向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引导,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与身心健康。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对青少年身心方面的正面引导教育功能,将会对他们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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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柏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关键词:李柏;儒家的隐者;思想构成
一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①9岁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责,应试受博士弟子员。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李柏饱经艰难,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48岁时曾举贡太学,但旋即谢去。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县携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县故居。李柏生前有诗文集《槲叶集》问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①(王尔辑《墓碣》)是其思想情感的结晶。
综观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是指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学术界认为,儒家学说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国平天下的,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从孔子起就有了隐逸思想,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②如他还有想“居九夷”(《论语·子罕》)②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②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②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③。儒家的隐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时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治世还是乱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来作出选择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说:“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
二
从以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丰富多样而又杂乱无章,多是灵感式的诗文,随感式的札记,包括题叙、书信和格言,没有构思精致、严谨充实的论文。他没有开门授徒,也没有留下师生切磋学问、阐发思想的材料,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影响。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其思想深处,会发现他的思想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概括地说,李柏作为儒家的隐者,还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各种变化了的新形态,如理学——心学、关学以及一些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与阐发,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作了许多发展,它实际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为本,兼取佛(禅)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里我得再说明一点,前面我说“儒家的隐者”是说明儒家内部有一个趋向于避世的隐者传统,这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隐逸思想。笔者是这样想的,儒家的隐者在“隐”(不仕、避世)上与佛、道是一样的,但儒家的隐者却笃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他们避世而不出世,不为官而作民,但也不抛弃家庭亲情和尘世的友情。这一传统最远可追到伯夷、叔齐、许由、巢父,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道教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隐逸思想从道佛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发展。汉代以后,儒学主流虽说取得了独尊地位,然而一则社会历史周期的动荡使儒士们遭遇困窘,二则儒学的独尊使士人都钻研儒学,可并不是每个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时用,怀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隐逸之路。这其中也有个别人是试图走终南捷径的,但主体上还是安贫乐道,清高自守,往往成为地方贤达、乡间名士,成为正统儒学的朴素的花边。在腐败的时代往往还透露出一丝真实人性的亮色。
作为儒家的隐者,李柏对儒家隐逸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因 儒家士人选择隐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变革、动荡之际,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乱,一部分儒家学者看到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为了守道而退隐。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多次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首先,明末多盗,是因为“近世嘉庆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延也”①(《过函谷关论》)。其次,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背诵时文,头脑僵化,无见解、无真才实学的“白面书生”,国家依赖这要样的人必然会落得个大厦倾颓的结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乱后留下的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情景,但他把这一罪责归结到统治者,“明季文臣不能无罪矣!”正是对社会政治的观感,他既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又极端反感举业。进入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对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跋淡园亦山园记墨迹卷》)。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李柏还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在《岁寒斋记》①中,他说:“《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处岁寒之道也。……伯夷遇岁寒于周者,庞德公、管幼安遇岁寒于汉魏之际者也,陶渊明遇岁寒于晋宋者也,……”。我们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李雪木遇岁寒于明清之际。”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则 李柏选取隐居之路的指导思想是“六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都出自《论语》,应该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应是儒家思想。李柏对这六句话多有阐发,他在《语录》中有一则,说此六则“何等决绝,何等勇断,认为当时士人“因循荏苒,以为通达权变,故终身不济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六则箴》①,认为六则的大义是“因乎时者也”,“时者无可无不可也,可以行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卷怀则卷而怀之。”并举历史上帝尧、许由、诸葛亮来说明知时的重要。关于知时,孟子曾经说孔子是“圣之时者”,
还说:“士穷不失义,大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穷达知时应该是原始儒家一个重要观点,这已为新发现的郭店楚简所证明。楚简儒家文献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时遇、时世之意。或穷或达取决于“时”,君子应知时。在知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选择无非是廊庙或山林。在《驳王维与魏居士书》①中李柏引用严子陵的话:“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庙,因乎时也。时可利见,辞烟霞而依日月;时可潜隐,弃轩冕而友鹿豕。”因时而异,作出选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廊庙。廊非吾事也”(《寄张素石》)①,于是就走入山林。
隐者之志趣 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坚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卢藏用,把隐居作为追求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隐志,后来终生不仕,坚定不移,他曾经把隐志比如钢铁,“时不可为则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老汉可也,慎无捷径于终南”①(《铁墨吟序》)。在《后题牵饮上流图》①中他说:“士固有志,志在丘壑,无论生帝代即生皇代亦隐也。”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人品诗品,许多诗文抒发这种思想情绪,原因便在于陶渊明的志向很坚定。陶渊明生为晋人,志在为晋,耻食宋禄。李柏认为既然走了隐者之路,就要有隐者高尚的情趣,这就是要追求一种淡泊、清白、高洁的逸情高韵。他写《淡园记》①阐发“淡”之大义:“子思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诸葛孔明:‘淡泊足以明志’。邵康节曰:‘元酒味方淡’。庄子曰:‘虚静怡淡’,又曰:‘游心于淡’。”他例举了历史上辞富贵高位隐居求淡的人,说明“淡则心逸而日休,不淡则心劳日拙,是以学道君子为此而不为彼。”在《仲贞张公淡园跋》①一文中他还把“淡”看成一种至德之境:“淡之风清,淡之韵高,淡之用简,淡之致闲,淡之清静,淡之气穆,淡之思定,淡之操严,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则不忮,廉则不贪,严则不滥,定则不扰,穆则不浮,静则不躁,闲则不劳,简则不烦,高则不俗,清则不污。……淡之德至矣。”与“淡”相近的是“清”。李柏多处歌颂隐者之“清”,还把清看成“圣人之道”。在《花之圣人》①中他通过梅花、菊花、莲花、牡丹花的生性及古圣贤逸爱各有所衷情进行比较,最后说“梅,花之圣人也”。因为“天下之名园胜圃,万花烂漫,逞艳斗媚,一旦时移运去,夏日烈斯凋残矣,秋风起斯摇落矣。惟梅也,万国飞霜而独傲霜,四海雨雪而独凌雪。”他把伯夷与梅相比,孟子曾说伯夷为“圣之清者”,那么,“梅之清,夷之清也”,“天下皆冬而梅无冬,与天下皆周而夷无周,同一清也。清之圣,圣人之道也。”李柏隐于山林后最爱太白山的雪和月,他写了许多诗文,抒发其高洁清白的情趣。如《太白山雪月》①云:“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在《太白山月歌》中描写冬天入太白山,见到的是白雪、白月、白鹤、白石,特别是太白山月在昏晓及春夏秋冬的不同美景,最后把雪月之清白洁净与历史上古圣先贤的事迹结合起来,如见山月思渭川,姜太公钓于渭滨,后辅周八百年;见山月思首阳,伯夷叔齐“清风吹? ?м毕恪钡鹊取@畎淄形镌⒅荆?杈笆闱椋?泶镒约旱闹救ぃ?源撕笕吮硎玖嗽尢荆骸跋壬?Р豢梢皇乐?牛?窘嘈蟹迹?ㄈ痪?住保ㄍ跸芍蕖吨乜?lt;槲叶集>》序)。
孔颜之乐 隐居不仕,必然要守贫贱,手磨难。然而儒家之隐者大都安贫乐道,以贫贱为乐,自苦中寻乐,真乐在其中。李柏终生不仕,无奉无禄,又加之天灾人祸,生计一向十分艰难。他在穷愁潦倒之时,但在心灵上与孔颜沟通,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在《万味珍馐解》①中,他写道全家人曾经“绝麦”、“绝盐”,每天只喝两餐玉米粥,但他以孔子绝粮于陈蔡、孟子绝粮于邹薛,子思居卫三旬九餐,陶潜归里叩门乞食为例,说明“大圣大贤犹有此厄”,自己的饥饿算什么呢?他在《山房咏怀》①中写道:“贫贱休嗟隐者骨,山家富贵世无知;茹毛口御三皇膳,结草身安帝王居。……客来如论玄薰事,笑指飞鸿过太虚。”在《可以集叙》①中写道:“贫贱之乐,孔颜之乐”,并举古人为例:古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者,有食木子像栗者,有采蕨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者,有一食常坐者,有餐氈齿雪十九年者。这些人都“主于中不动于外,抱节仗义不忘沟壑者之所乐。”他自己“母寡兄幼,兵盗赋役旁舞,萧条四壁,饥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钩,故终日罗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
李柏主体思想是儒家的,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多有发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禅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李柏隐退山林,自有众多的禅林、道庵,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从历史上的高僧高道那里汲取智慧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呈现儒释道糅合的驳杂色彩,并有鲜明的三教合一的倾向。
与李柏交往的禅师主要是憨休禅师。当时憨休住在敦煌寺院,二人之间多有往来,李柏留下了许多文字,如《憨休和尚语录叙》、《送憨休禅师敲空遗响集叙》等著名诗文,反映了他吸收佛(禅)思想的痕迹。李柏对憨休颇为崇敬,认为其乃“所谓英雄回首而逃禅者”。他与憨休不仅谈佛、谈禅,还谈儒学,“溯源象山,派分东越”,还谈经济、谈文章,这样自然会萌芽儒佛结合的思绪。他对憨休《敲空遗响》一文甚为欣赏,并循着憨休“空”的思路阐发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圣人,皆以空为把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如也,空无知也。’老子曰:‘空无所空,空无物也。’佛曰:‘万法归空,空无法也。’”“空”实际上乃三教圣人所教人的无穷大道,它无形无相,长住不坏,圣人的传教,是以空敲空,空生响,空无尽,响亦无尽,空无坏,响亦无坏。因此,“三教圣人把柄在空”,“空之义大矣哉?”在《重修大兴善寺大佛殿碑记》①中李柏更明确地表示三教归一的看法:“天有三光,治有三统,教有三种。”他在与憨休禅师讨论这个问题时,憨休举例说,孔子曰欲无言,佛曰无一字。既曰无言复删修六经,不知其几千万言也,其几千万言不过言其无言而已。既曰无一字,可为说经八万四千,其说经八万四千不过说其不一字而已。儒曰爱人,佛曰慈悲;儒曰万物一体,佛曰昆虫草木皆有佛性;儒曰戒慎惧,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觉,以智慧剑斩断葛藤;儒曰不勉而中,不思二得,佛曰出有入无,法轮常转,自在无边等等,这些实质上是一致的,故说“教有三种,道归一致”。
李柏对老庄也甚为喜好,对道学有自己深刻的体悟。他评价韩信,认为韩信的被杀,罪在不读《老子》。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韩信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违反了天之道,并以张良与老子相提并论,认为张良深谙老子之道,老子被孔子视为龙,张良也有龙之德。什么是龙之德?李柏在《答焦卧云亢龙说》①中作了回答,因为《易》乾卦有亢龙之论,所谓亢龙即知进不知退,汉代霍光就是如此,而周公则知进知退,为有龙德之人。所谓龙德就是“因时变化”,“潜见跃飞无所不可”,“学者贵乎知时,知时则知龙德矣,则知《易》矣。”可见
,李柏论儒者隐逸时的知时之论,其实是吸取道家和《周易》的结果。李柏深受庄子思想浸润,如“齐生死,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①(《语录》),就深得庄学之旨。他屡次阐发庄子“有用无用”之论,如说“君子处世露才不如敛才,有用不如无用,故瞽者鲜坑长平之土,而躄者不焚赤壁之火”①(《无才》)。在《柴关》①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认为“桂以香伐,桐以声斩,……麝以脐灾,猩以血擒,自古然矣。”李柏还有许多诗表达庄周梦蝶,人生如梦如幻的思想。《游郡东湖序》①便是这样一篇洋洋洒洒,堪与《庄子》媲美的美文,情与景融,现实与梦幻不分,千万年与今日同一,我与蜂鸟混然同在梦中游,我化蜂鸟,蜂鸟亦化我,我梦蜂鸟,蜂鸟亦梦我,“往古今来,世界皆梦幻也”。《梦》①一诗还写道:“把梦思量梦更长,觉为蝴蝶梦为庄,因缘说破真堪笈,悔在邯郸做一场。”
三
尽管李柏思想中有浓郁的佛道色彩,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隐退山林的儒生,他是以儒为本,兼取佛道的,这一点应清楚。但是,在李柏当时和身后,是有人对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指责的,但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多数。钱仪吉在《太白山人传》①中说:“吾眉乾隆间县志称李雪木先生奇服诡行,任情放诞……不肯随俗俯仰,宜人以为怪诞,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贤,则人罕有识者。”高熙亭在《重刻<槲叶集>叙》中评述李柏:“始则见朱子小学而燔时文,即则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蒙振聩。……而世之论者若谓其不专习程朱之书,刻程朱之集,袭程朱之语录,而为书攻其称异于程朱者,以张吾道之门户,遂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盖有不可解者矣。”沈杏卿《重刻<槲叶集>序》中说李柏“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读,贯穿百家而惟守关闽之学为宗旨。”近世贺瑞麟在《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①中也写道:“吾秦当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周至李二曲先生,富平李天生先生,及眉县李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二曲理学,天生文学,雪木则高隐。成就虽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尝不一。……且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与二曲、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余堃在《学宪余公履邑候》①中说:“故儒雪木李先生,亮节清风,征车不就……《槲叶集》逸情高韵,托旨深远,不谓永嘉之开,复闻正始之音,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萧柳庵在《<槲叶集>叙》中曾引李柏自己在明亡之际,尝步观九原,顾墟墓累累,叹曰:“百年或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这“正学”就是先生追慕终生的圣贤之道。由以上看来,李柏总体上还是个儒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故知时而退,又始终生活在乡间山林,在社会地层,与许多平民百姓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他又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有思想有激情,上观千古,慕古圣先贤的佳言佳行;中述关闽,发展理学、心学;下顾及后世,将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德操、清白的志趣、高洁的人格留给后人;旁及佛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他以隐为名,然而在理学、文学上也有建树,有成就,成为关中三李之一。总之,作为一位带有强烈诗人风格的思想家,李柏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中、陕南的士风、学风,他的思想及情操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① 李柏.槲叶集[M].清光绪重刻本.
②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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