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时间:2025-07-21 赵老师教案网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必备十二篇）。
一）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2：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后汉书。陈蕃传》
3：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耿弇传》
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国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6：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7：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8：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9：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北齐书。元景安传》
隋唐宋：公元581年－公元1271年
10：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
11：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12：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
二）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纸的发明和改进、华佗和张仲景的成就，
从而培养学生正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引导学生思考与探究"纸的发明对人类文明史做出哪些贡献？"
培养学生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去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使学生认识到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创造力。
（四）教材重难点及解决办法：
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
（2）地动仪
2、难点：涉及到科技名词和物理学原理，而初一学生没有学习物理，对于利用物体惯性来对地震波进行远距离测量的原理难以理解，因此是本课的难点。
3、解决办法
（1）这一课的重点问题学生比较熟悉，可学生熟悉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知识点，教师应引导学生参与，形成完整的概念。
（挂图等帮助学生理解有关内容。
（3）地动仪的构造原理和一些专门的科技名词，以教师讲述为主，但必须做到概念准确。
（多读、多讲，最后在教师的帮助下，概括秦汉时期的科技成就。
二、课时安排：1课时
三、教具准备：多媒体、纸、竹简
四、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一起读本课的引言，然后教师概述）我们已经学过的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这个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正是文化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从19课，我们都来学习秦汉时期的文化。
2讲授新课
（提问）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板书）（一）、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
1、从竹简到纸的发明
前面我们讲过甲骨文。后来人们又把文字写在竹木简、帛上。帛是丝织品，比竹木简轻得多，可又太贵了。使学生了解纸的发明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接着出示两个问题让学生思考：
纸的出现对人类有哪些贡献？。
（板书）2蔡伦改进造纸术
公元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后来为了纪念蔡伦的功绩，人们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接着又让学生思考第2个思考题：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
（请同学们回答后教师归纳）：造纸术是由我国直接或间接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人类文化的传播，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板书）（二）、《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时期，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数学成就。有很多数学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并且传到了十几个国家被当作教科书。
（板书）（三）、地动仪
请同学们思考：在发生地震时，我们怎样才能感知？
东汉科学家张衡又发明了地动仪。
（板书）（四）、华佗和张仲景
首先向学生点出：中国医药学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具特色，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时期，中国有很多著名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张仲景和华佗。
华佗：麻沸散－－世界最早的麻醉剂，五禽戏
医圣张仲景（东汉）著有《伤寒杂病论》，在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
五、课堂小结
秦汉时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使得这一时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为可能，这是秦汉人民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六、课堂练习见课件制作。
附：板书设计
一、造纸术：
2、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称蔡侯纸
二、《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数学著作。
三、医学成就：
1、华佗：麻沸散－－世界最早的麻醉剂，五禽戏
著有《伤寒杂病论》，在书中全面
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
张衡（东汉）地动仪：世界上最早的测定地震的议器
三）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紧密围绕税收工作中心，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加强的过程中改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摸索新方法，积累新经验，开辟新路子。坚持开拓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国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情况，高新技术发展迅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观念不断更新，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且复杂多样，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二是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三是信息传递速度更加快捷，信息量空前增大，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信息传播渠道发生了新的变化。四是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增多，一些深层的思想问题显现出来，思想政治工作任务日趋繁重，难度加大。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与时俱进是思想政治工作之本。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社会潮流发展，不断创新教育手段、形式和内容，增强实效性、针对性。要紧扣当前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细，做到每个环节，做到每个人的心上，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鼓动和疏导作用，保证干部队伍思想稳定、保证各项改革顺利发展，保证税收任务圆满完成。
加强整体部署，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化。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教育内容、方式方法、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机构队伍、阵地载体等许多方面，并与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这些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综合作用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抓住根本是思想政治工作之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要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税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坚定理论信念，保证税收工作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工作置身于全局，服务于全局，应当进行整体部署，不能单打一。既要发挥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又要依靠机关各部门、基层各单位的力量，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既要更新教育内容，又要改进方式方法，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既要健全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又要完善载体和建设阵地。同时，要下大力抓好基层建设，心要操在基层，劲要使在基层，注意解决基层工作困难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不断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切实提高干部职工的生活质量，打牢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整体效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健全运行机制，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缺少规章制度作保证，未能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健全机制是思想政治工作之基，完善的制度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可靠保证。一要健全组织领导机制，要建立和完善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部门和基层组织分工协作、各级领导干部“一岗两责”的体制，建立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相结合，实现良性互动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一要认真落实“一岗两责”，健全检查考核制度，把工作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落实考核、监督和激励机制。二要改进思想教育机制，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联系会议制度、人员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工作效果反馈制度，定期研究工作部署，安排任务，寓教于“交流”，实现单项施教与双向交流的对接；寓教于“参与”，实现各自为政与相互促进的对接；寓教于“灌输”，通过教育灌输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加以影响；寓教于“管理”，实现自我约束与强制约束相结合，提高思想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三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选派政治强、业务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同志，充实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加强学习培训和岗位交流，改善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使政工干部成为讲政治、精业务、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扩大社会覆盖，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化。面对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迫切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能够覆盖全方位的新的工作网络。要在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建的战斗堡垒作用，依靠各部门、各科所党支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针对不同单位的特点，不同个人的思想问题，耐心疏导，具体帮助，消除疑虑，解决问题，振奋精神，形成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组织和队伍网络。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渗透到管理之中，渗透到税收工作之中，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工作载体，努力形成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格局。围绕中心是思想政治工作之根，作为为国聚财，依法行政的税务部门要始终坚持以税收工作以中心，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服从服务与税收工作，进一步强化管理，提高办税服务质量，努力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突出税收工作特色，增进税收工作效益。要激发广大税务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树立为国聚财、赤诚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保证税务系统“三大改革”和“两个转移”的顺利发展。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促进依法治税、保证税收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运用科技成果，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现代化。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充实新的内容，采用新的手段，吸收新的科研成果，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思想教育要“深”，创建活动要“实”，宣传典型要“精”，组织形式要“活”，有效载体是思想政治工作之舟。要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充分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不断扩大和丰富工作手段，不断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注意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工作方法。在当前信息传播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政工部门要充分利用国税系统已有成熟的计算机网络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网络覆盖广，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建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的网页，采用文字、图片、动态视频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和方针路线政策，用科学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树立先进典型，用典型人物的人事迹和高尚精神感召人、塑造人；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反映快、传播广、形式活的特点，不断丰富和活跃网上文化生活，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趣，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四）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乐观应对生活的困难和挫折是我的信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困难。中华民族曾经历过种。种灾难，然而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都未能让我们屈服，反而铸就了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坚忍顽强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而每个同学都应维护校园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形成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和氛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我们是未来中华的主力军，充实而富有责任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自觉选择。
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必须不断地付出努力，积极为社会创造财富。这就需要有正确的方向指引。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真正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我明确的人生方向。
进入大学以来，我一直不断地以这一目标鼓励鞭策自己，使自己对学习和工作始终保持信心和干劲。作为一名师大的学生，我将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要求，学深学透，做一个有前途、有志向、有作为的好青年；要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要始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衡量自己，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坚定信念，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以争取在各个领域有更大的进步，请同学们监督我！请组织考验我！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日期：
五）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新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三位一体法的运用现代政治思想教育理论认为：人的思想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的形成是外在价值的引导下借助于个体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一个努力探索，不断构建的过程。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是静态课堂教学模式，即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科书。思想政治课时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一门重要的学科，是学校实施德育教学的主要途径，是一切崇高理想和奋斗的最原始基点，是所有素质教育的灵魂。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教师需要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特点，充分发掘教学潜能，改革一切不合理的教学思想模式和方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在教师的帮助下，提高学生参与现代社会的能力，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思想素质基础。再新的时期，只有学生新的特点，才能做出正确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
就高中学生而言，他们同样拥有者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这几方面的理想信念，这些理想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高中学生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渴望成才，而实际上，高中学生大部分整日埋头苦读，真正接触社会的机会很少，他们的目标很多是考入理想的大学，而很多的学生由于成绩不太理想而产生心理落差，对未来也很迷茫，一方面，高中的学生对大是大非有基本的判断，但是对社会又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判断，尤其对不良社会现象容易产生偏激的想法，因此加强高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正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且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二 独立与依赖之间的矛盾
虽然高中学生基本上已经是成年人，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但是他们的身心发展正处于青年阶段初期，有着遇到问题易暴躁，盲目不理性的特点。在这个阶段，生理发展超出心理发展。这主要因为他们的社会阅历，认知水平还没有达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活动范围。当下，高中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生活上，他们也主要依靠父母的帮助，个人的生活独立能力也比较弱。并且，很多成绩在班级没有很优秀的高中生，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有自卑心理，外在表现是对教育的抵触情绪，逆反心理。
三 新媒体对高中学生负面影响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交流渠道，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然而，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上还充斥着各种不良信息以及负面影响：拜金主义，色情文化，暴力文化。高中学生自控能力较差，容易误入歧途，走上犯罪的道路。与此同时，大部分学生都有“手机依赖症”,对手机的过分依赖，产生空虚紧张甚至慌张的心理状态，弱化了他们对现实生活交流向往，导致其性格内向，孤僻。
因此，针对新时期下的高中学生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重视学生自身修养素质的提高，而传统的教育模式急需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认为，以情感教学为核心，辅以主客体互动教学法以及多媒体教学法的三位一体教学法可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情感教学法
传统的教学方式以说教为主，缺乏感情，而学生往往会感到枯燥无味。高中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下，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结合实际，加入人文关怀，更加符合目前高中教育的现状。对待高中学生，我们应该更多加入对学生理想规划的指导，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课本到实际，从典型事例分析，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职业道德。高尔基说过：“只有爱学生的人，才能教育好学生。”教师的关爱是促使学生身心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细微处着眼，真正关心和爱护学生，感染学生，以平易的态度与学生建立心灵的沟通，培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仰。
主客体互动教学法
主客体互动教学法可以良好的辅助情感教学法的实施，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打破传统的理论填鸭式灌输，实现教与学的相互统一，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聪明才智，鼓励学生自我发挥，激发其自信心，通过师生的互动从而深化对课本知识的掌握。在主客体互动教学法中，可以运用辩论的形式对实事进行辩论让学生调动思维，提高思辨能力，也可以运用小品表演让课堂赋予趣味性，还可以运用自由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社会调研，让学生有机会更多接触社会，了解现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多媒体教学法
高中生为新时代的青年，对网络等数字媒体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提供给学生更加直观的历史与现实的镜头，将整个大千世界展现于学生面前，引导其逐步远离黄色暴力游戏等网络垃圾，而是通过微博，微信等了解学生关心话题，展开正面积极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其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结合当代高中生的独有特点，只有把情感教学与主客体能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促进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培养出具有较高心理素质的高中生，提高整个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帮助高职中生成长，成才，成人。
【参考文献】
[1]李平。试论高中思想政治课和谐课堂的构建[M].辽宁师范大学2006（12）。
[2]娄慧。高中思想政治课德育价值观研究[M].辽宁师范大学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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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社政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S].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刘强主编。政治课教学新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六）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之一.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就必须确保思想文化阵地的纯洁和巩固性,大力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挖掘和发挥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因此就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来谈创新,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重大.
作 者：李歌 作者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刊 名：教师 英文刊名：TEACHER 年，卷(期)： “”(18) 分类号： 关键词：校园文化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 全方位创新七）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中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去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通过认真参加入党先进分子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
八）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
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
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
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要求人们老实承认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不过却一直致力于说不可说的思想任务。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公元226年一公元249年）为代表，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观相近的立场，不仅认同得意忘言，而且认同得意忘象。王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意，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王弼《周易略例》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是说从理性言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乃是对理性与经验的融合与超越，是超绝言、象的。意在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物理，而应该理解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感悟。与物理相对，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感悟的东西统称之为心理或意理，包含了对于物-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
结合王弼的《老子指略》来看，意的超越性与道的超越性有相似之处，都是终极而超越的，具有无形无名的特点，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反过来说，形象与语言皆由于其有限性，而无法表诠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正所谓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
语言之所以存在局限性，王弼的理由是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言皆有所指，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具体的事物，对于无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的。不仅于此，称谓皆有所诠，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无法穷尽的。因此，王弼所说的意理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要么是一种整体，要么是一种个人性的经验，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公共性的，故意理本身是不可说的。
王弼言意之辨的焦点，并不是在说明思维-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以此来解决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因此，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强烈质疑用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
对道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使人与物直接共处，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体，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嵇康（公元223年一公元262年）也认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明确指出了名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还分析了言与心的关系，亦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主张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认为主体心智并不受所言、所言之事物的限制，而标识事物的语言亦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与心智感受，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及思维主体的自由特质。在语言工具论这一点上，嵇康与王弼等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与当代解释学所坚持的语言本体论观点-思维就是遣词造句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思想的主流，也是以后历代语言思想的基调。但是也有特例。这一时期的欧阳建（？一公元300年）则明确地提出言尽意论。欧阳建认为，语言指称实在，指即其所指，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既然语言代表了实在或者就是实在，那么反过来说，欲想了解世界则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实现。这既是语言实在论又是语言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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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盛行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将语言看成是一个指称和表意的工具，既没有把语言看得与实在同等重要，也没有把语言看得与思维同等重要。欧阳建虽然提出了言能尽意的观点，但他对语言本体论视角其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显示出言尽意论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本意是为了重视实在，却可能不得不与重视实在一样去重视语言。至于名言能否表达实在之外的东西，如王弼所说的意理，欧阳建没有明说。
他将言意之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因而与先秦墨家名实论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没有直接触及到王弼所关注的言意问题的实质，可以说他的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这一时期主流的言不尽意论。
三、文字训诂与经典解释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魏初荀粲曾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对于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则涌现出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下（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这与现代解释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语言文字非自然一定之物，反对前言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嵇康在两种基本的经典阐释方式-借古义以明之与多恃前言以为谈证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固然承认经典文本对个人认知具有借鉴、印证和启发的作用，但他更为强调主体经验所得乃是了解自然之理的前提基础。
否则，正如其所言，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只能越来越繁琐空洞，愈来愈远离个体的生存经验。
魏晋玄谈的主要对象是三玄，即《易》、《老》、《庄》，相关的注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侧重注释者对文本哲理层面的发挥，而非文字的疏解。另外，在南朝经学、玄学和佛学的讲解与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登座讲经的义疏或讲疏这一注释经典的新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对经典文本及前人传注解释的再解释和疏通，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在唐代统一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出现之前，无论是注释还是义疏都是比较自由的，可以综核诸家，参以己意做出裁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字训诂是经典解释的基础，虽非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但却包含了语言哲学的一些要素。中国文字是以依类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它同时包含了音、形、义三个要素，掌握字音、字形是了解字义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字三个要素的态度是有着不同侧重的。
早期的文字观，得益于对汉代经学的反动以及得意忘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般较为看重文字音、形要素背后的意义。南北朝末期则开始出现重视文字音、形要素的呼声。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已经指出了通晓文字（尤其是字形、字音）对于经典解释的重要性。他不再一味强调经典义理的发挥，转而重视起对文字的音、形、义的知解，正预示着一个和解释经典密切相关的新型语言文字观的出现。
四、文学与翻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与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思维，才会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传统。无论是陆机的物-文-意问题，还是刘勰的物-辞-情问题，与魏晋言-意-象之辨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哲学背景。刘勰说：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章以述志为本，明确表明他坚持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语言文字以得情、得志、得意为最终目的，一旦实现了这一最终目的，语言文字本身随之消融在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中。由于整个时代都倾向于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自我情感及作家个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了诗言志的传统，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显示出性灵、隽永和自然的独特风格，并最终指向了无言之美、无言之意境。
另外，在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过程中，也涉及到一些语言哲学问题，如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佛经汉译过程中存在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原则，首次对于佛经翻译追求准确性时所碰到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总结，表现出对于不同语言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的高度自觉。僧肇在解空过程中提出的诸法假号不真问题，也涉及到语言哲学问题。因为万法皆空，作为万法共相的名亦不是真实的，只是暂时假借的工具而已。而僧肇还认为言迹不能表达至理，类似于玄学的言意之辨。僧肇所说的求言所不能言，相期于文外，其实就是王弼的得意而忘言思想在佛教中的再现，二人皆视名言仅为工具，言外之意才是语言的最终目的。佛教哲学的语言观，从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国中古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应该说，近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存在着想把哲学变成一门严密的科学的伟大抱负，或者说想把哲学建基于稳固的语言科学基础之上的企图。而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视角，与魏晋时期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语言观，显然是大异其趣的。魏晋时期哲人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无言，即沉默与意会也是一种言，言无言，即说不可说，在表达方式上属于遮诠与反诠，目的在于追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无言之境的默契与悟解。对于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境问题，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若不是认为其是形上独断的和心理学的，就是将其悬置不论。但是，现代语言哲学对于名称或命题意义的不懈追问，反映了语言哲学对于语言与对象世界、主体经验三者之间恰当关系的焦虑。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言与无言的辩证语言哲学思想，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资源。
九）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老师说，“文史不分家”。我们既要阅读现代小说、散文，也要知道历史故事。这个暑假，我要读完《秦汉的故事》。
《秦汉的故事》文字、结构通俗易懂，每个重点事件、人物各有突出，每个故事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令人爱不释手。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第一个皇帝、第一次起义、第一个女人参政……知道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造福百姓的善举，修造长城、焚书坑儒的恶行，秦二世胡亥的血腥统治引发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知道了开辟丝绸之路得艰辛、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故事、佛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蔡伦发明造纸术的经历……阅读这本书，我不仅了解了秦汉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也为今后的阅读、写作积累了一些素材。
今天，我又拿起《秦汉的故事》，还未翻开书本，我仿佛看到气吞山河、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楚霸王项羽；阴险狡诈、足智多谋的吕后；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贾谊……在向我走来。这本书激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我想了解每个朝代发生的时间。我想印证历史连续剧拍摄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我要将这本书推荐给我的老师、同学、朋友，我要将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交给周围的人，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兴趣！
十）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们按照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从秦汉到明清2000余年的社会，界定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但其本质特征与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相符合，故提出再思考。其初衷是希望摈弃传统思维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最基本原则，改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关键词： 封建主义社会/专制主义社会/郡县制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许倬云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见解，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过分封制度，而没有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封建社会时代。他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系统中，封建社会是一个介于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间的阶段，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中国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代，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又迟迟不出现，于是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家不能不在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三十年来聚讼的焦点”［1］（第144页）。对于许先生完全否定中国曾有过作为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封建社会的见解，迄今仍不敢苟同，但上引许先生的那番话，却值得深深思考：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中国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否完全应该像西方那样，资本主义必须从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出来，其间有无另一种社会形态。
一、再思考的出发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经历若干本质特征完全不同的阶段，这差不多是东西方学者们的共识，只是划分阶段的理论和准则各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理论，一般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相继嬗变的历史发展阶段序列。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序列，被认为在欧洲完整地显示出来，具有典型的意义。即或如此，然而有典型就会有非典型，对具体情况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必须依据各地区不同历史环境来认识各个社会的性质，切不可像斯大林及前苏联学者那样，把视为典型的西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序列，作为一律皆然，不能有重大改变的铁定模式，普遍套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注：斯大林1938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欧洲历史条件提出的社会发展四阶段论，说成是全人类都必须经历的阶段。多少年来，中国史学界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否则，必然导致不顾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形，削足适履，实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之最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先贤们所极力反对的。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严正声明：“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2］（第1页）这话说得如此严厉而恳切， 历史唯物主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应牢记并切实遵循马克思的这一谆谆告诫；同样，在研究古代社会时，也应牢记并切实遵循这一谆谆告诫。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根据欧洲（再加上美洲）的历史实际，研究古代社会又何尝不是主要根据欧洲（再加上美洲）的历史实际？
由于东西方在天时、地利、人文等各方面有差异，亚洲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总规律之内，还有不同于其他地区而独特的方面，世界历史有统一性也有多样性。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众所皆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形态”，有时又称“东方形态”。马克思在论及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城市与农村、手工业与农业等这些问题时，常常着重指出亚细亚或东方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特点，却未曾见到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过全面而较为详细的描述。于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一度成为当今中外史学界讨论的热点。李朝远先生认为是“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东方类型”［3］（第12页），朱晞先生认为本质上“是一种早期封建制度”，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属于这一阶段［4］（第10、21页）。 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把中国近代以前的古代社会统称为典型的“亚细亚社会形态”（注：详见［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2、122—127页。），并列举出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土地国有，无土地私有制存在；二是专制王权；三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此说不无可取之处，触及到中国社会的特点，如专制王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2000余年之久，为世界历史之最。但说中国古代不曾有土地私有制，则不符合史实。至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也并非东方和中国如此，古代所有自给自足的农本社会均是如此。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则根本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是马克思“以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5］（第429页）。分歧如此之大，要取得一致意见，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应当注意，马克思在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形态时，是与西欧的社会历史诸方面情形进行对比，作为一种不同的历史现象来阐述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多次谈论亚细亚或东方社会形态的重大意义，与其说是给后世学者提出了一个需潜心探索的课题，勿宁说是在强调研究亚洲社会历史时，必须充分考虑亚洲社会历史的区位和民族特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进行切合实际的具体分析，然后得出结论；不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发展研究而得出的理论，经过斯大林和前苏联学者们加工之后，丝毫不变地套用于世界各地，套用于中国。这就是本文提出对秦汉社会性质再思考的出发点。
二、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西周封建说与战国封建说，都肯定秦汉是封建社会，称之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何谓封建社会，是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识别秦汉社会的性质。
一种社会形态，必有规定其性质的本质特征，封建社会当然也不例外。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考察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和秦汉前的周代，尽管两者在时间和地理位置方面均相距很远，但却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大同而小异，从中不难看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政治上的分权制，经济上的土地王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农奴制。应该说，凡不具备这三大特征者，概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
中世纪的欧洲为封建社会，勿须论证，早已是中外史学家们均无异议的结论。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灭掉罗马帝国之后， 其国王对所属贵族分土封爵，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统治者均世代相传。同样，周朝在公元前11世纪取代商朝建立新的国家，周天子对同（姬）姓王族子弟和异姓功臣，分土封侯，即西周青铜器“大盂鼎”铭文所谓的“先王受（授）民受（授）疆土”，让他们建立各自独立的大小国家，其统治者亦世代相传。两相比较，西周封建论把西周社会确定为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是有充分理由的。把西方中世纪日耳曼人分封贵族制度的西文词汇，译成汉语为“封建制度”也是非常贴切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西方受封的诸王侯，均在其封域内享有独立的政治、司法、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一般不受国王（天子）的干预。国王的权力被局限于其直属领地（周代称为“王畿”）之内。所谓封建制度，表面上是裂土封爵，实质上是国王把其统治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权力，分割给各个受封的诸侯，是分权制度。这点《国语•周语上》说得明明白白：“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6］（第37 页）“临民”即统治人民（东汉•贾逵《国语》注：“临，治也。”）名义上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和国家代表的国王，对诸侯只不过是权力极有限的“天下宗主”而已。由此可见，最高统治者权力分割，是封建社会的`首要特征。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说：“据三代以言之，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王）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7］（卷末，叙论，第949页）德国学者贝洛夫也说，封建国家，“其主要特征是最高权力的分散和地方权力的独立”［8］（第62页）。
封建制国家国王实行分封制，是以授民授疆土来换取贵族们维护其“天下宗主”的地位。就中国周朝而言，受封诸侯主要是王族子弟，国王认为血缘关系最为可靠，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9 ］（僖公中，第345页）。西周分封的71个诸侯中， 姬姓王族“居五十三人”［10］（第60页），其次才是为建立新王朝有功的勋臣。无论西欧还是中国，受封诸侯还可将其土地、人民进行再分封，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国家组织形式。东西方的封君与封臣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作为维护国王居全国领袖地位的纽带和维护诸侯独立自主的保障，按照契约，双方互有义务。在西欧，封君对封臣有保护之责，保障封臣在其封地内的稳固地位。当封臣受到不正当攻击和侵犯时，封君应予以救助。封臣对封君的种种义务中，主要是军事义务，自备武器、马匹和给养，为封君守卫城堡、巡防领地、出征作战等，因为封君无力蓄养庞大军队。中国周代君臣间的封建义务与西欧相仿。周天子不得任意收回或改变诸侯受领的封地，“古之诸侯，虽至小弱……非大无道，弗能灭也”［7］（卷29，第899页），且有责任维护诸侯在其封国的统治地位和权利， 有责任调解诸侯间的纠纷，必要时对侵犯别国的诸侯加以法律的惩处。《史记•周本纪》说：周穆王时，“诸侯有不睦者，甫侯（穆王之相）言于王，作修刑辟”，经审理属实，对侵犯者当“正于五刑”，或“正于五罚”（处以罚金）［11］（卷4，第138页）。诸侯对天子的义务包括：在其封国内实行周朝的法度，所谓“疆以周索”［8］（定公上，第1620页，西晋杜预注：索，法也），必要时须派遣军队去保卫天子的安全和权威、定期到王朝述职、进献贡赋、提供劳役、参加天子主持的祭祀等等。诸侯如果不履行其义务，要受到天子的谴责、惩罚乃至征讨（注：《孟子•告子》云：诸侯对周天子“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杨伯峻《孟子释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7页。移通陊，毁灭也。））。双方的这些封建义务， 在初期执行得还比较严格，随着王室力量日弱，诸侯势力日强，封臣不再认真履行。中国在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大诸侯势力不断膨胀，拒不向天子履行其义务，甚至把天子不放在眼里，只是在侵犯其他诸侯或争霸时，才打起周天子的旗号，以达到“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的目的［12］（卷3，第23页）。 周天子不仅无能控驭大诸侯之为所欲为，而且连自身安危存亡也处于诸侯强大势力威胁之下。双方义务终结，意味着原及于全国的宗法脐带被剪断。于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分崩离析，诸侯彼此征战不休，成为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东方如此，西方亦是如此。这种局面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封建制度自身，是分权制度的必然结果。唐代柳宗元《封建论》说得对：“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13］（卷3，第19页）。
再考察封建社会的另两个基本特征，即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具体情况。
随着政治分封制度的实施，封建经济制度也确定下来，即土地国王所有和诸侯领有（占有）两个层面。土地王有是封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王土”实际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转形。故此，马克思把亚细亚历史上土地王有制称之为土地公有制。公有制土地，原则上是不能买卖的。这种公有制也并非东方古代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同样是建立在土地名为王有实为公有的基础之上。无论欧洲中世纪或中国周代，国王授民授疆土，就是把封地内的人口（劳动力）、田地、山川、湖泊交给诸侯占有，而所有权仍属于国王，仍然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9］（昭公二，第1287页）。国王对诸侯土地经营有监察之权，“土地辟，田野治”则有赏，“土地荒芜”则加谴责［14］（第287 页）。诸侯对受封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其占有权是永世的，代代相传，受到制度保障，只要不违反封建法规，国王不得任意削夺。诸侯对领有的土地有自行处置之权利：独立经营管理和收取土地所产生的全部经济利益；也可将一部分土地分赐予臣属，天子不得干预或阻止，如此等等。可是，还应进一步看到，封建社会毕竟是私有制社会，名为王有实为公有的土地所有制，必然会逐渐发生质变，化公为私。随着王权的衰弱，诸侯对土地支配权力日益加强，领有权逐渐演化为所有权。同样，诸侯分配给臣属的土地，从卿大夫到最基层的领主，也相继化为私有。虽然如此，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法制上说，土地王有即公有仍然是惟一合法的所有制形式，不承认土地私有制度合法存在。
封建制社会的土地如何经营管理，是一个重要问题，从中显示出劳动者农民与封建主的关系。西方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条地制”，是领主经营土地的一种普遍形式。领主将其所占有的耕地，留一部分作自领地（demesne），其余的划分为若干条形长块，称为“条地”（strip）。条地分两部分，一部分分配给农奴自耕自收，一部分属于领主，由农奴为之义务耕种，作为向领主交纳的力役地租。农奴与领主的“条地”混杂在一起，每年收割后均撤除界线，成为牧场共同放牧，来年耕种又重新划分，进行再分配。农奴对份地（条地）无丝毫占有权，不能传于子孙，子孙若继耕份地，还须交纳继承税（heriot）。农奴无人身自由，不得离开领主庄园，其子孙永为农奴。中国周代封建制的土地经营管理，与欧洲中世纪本质一样，只是具体实施略有差异。周代领主将其土地划分为若干方块，形如井字，因称“井田制”。这些方块耕地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私田”，是农民的份地，自耕自获；另一部分称为“公田”，属于领主，几家农民为之义务耕种，作为力役地租。孟轲将井田制加以规范化的描述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14］（第119 页）但农民的份地“私田”可以长期不变地耕种，不像西欧在收割后来年重新划界分配，大概是因为中国古代无放牧的习俗。《汉书•食货志》对井田制的记述与孟轲所云大致相同，且其中说：“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15］（卷24上，第1120页）有受有还，表明周代的农民对份地无占有权，也不能传之子孙，子孙的份地，须由领主重新授予。
周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其境况如何，是否如同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史料不足，难以确知。《国语•晋语一》记载郭偃的一段谈话中提到农民的处境。他说：“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享），为人而己。”（易，治也）三国时吴国之韦昭注释云：“隶，今之徒也。”［6］（卷7，第258、261页）徒，即刑徒或服劳役的囚犯，隶农就是当时的农民，其处境如同刑徒一样，无人身自由，勤恳耕种，收获为人而已，自己一无所得。《诗经》国风中也描写农民备受领主残酷的剥削。如果井田制下农民都是如此，西周时期的农民与西欧中世纪的农民便没有根本区别。由此可见，土地王（公）有制和阶级关系农奴制，又同样是东西方封建社会均具有的共同基本特征。
随着人口增加和生产工具进步，尤其是铁器与耕牛在农业上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井田制下阡陌的限制，在井田以外去开垦新的土地，扩大农田面积，增加农业收入。守旧的孟轲为维护井田制而大加反对，认为这种“慢（通墁，涂抹）其经界”，“辟草莱”，都是“暴君污吏”的行为［14］（第118、175页）。南宋朱熹也反对废井田开阡陌，但又不得不承认“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16］（卷1，第31页）。东周战国时期， 打破井田阡陌界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地处西陲的秦国走得最远，最彻底。商鞅因势利导，实行变法，在秦国境内彻底废除了井田制，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准许土地买卖。南宋叶适说：“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16］（卷1，第35页。待，依靠）废除井田制，也就是彻底破坏作为封建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土地王（公）有制，从而敲响了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丧钟。
三、专制主义社会
中国历史列车驶入秦汉时代以后，社会性质与周代显著不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东周后期战国纷争的局面， 统一了全中国，同时也结束了自西周开始将近9个世纪的封建制度。 这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内容是：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经济上废除土地王（公）有制，确立私有制；阶级关系方面，劳动者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有了独立人格，可以自由居迁择业。这就是从秦朝开始的新社会性质之三大基本特征，其与周代封建社会之基本特征截然相反。三者之中，首要的是废封建立郡县，其实质是废除国王权力分割制度，实行王权集中的专制主义制度。随之而来的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变革，都服务于这个中心。因此，把自秦朝开始的社会，不能再称为封建社会。有人称为“皇权主义”社会，或称为“非封建的官僚社会”均不合适，不妨称之为专制主义社会更为确切；或曰，专制主义只是个政治概念，不足以表述整个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原也只是政治概念，却能表述整个社会制度，而自秦朝开始的专制主义制度，并不限于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和军事各领域，共同构成完整体系的社会形态，无疑也可以表述整个社会制度。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一统天下的皇帝，其历史使命是把先辈商鞅制定原只实行于秦封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雷厉风行地推向全中国，从而使中国历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秦始皇自己不可能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使中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这位始皇帝深受商鞅、申不害尤其是韩非等法家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登极之后第一件事是确立其惟我独尊的专制主义统治，不愿像周天子那样，只做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天下宗主”，而要做权力无限的全国皇帝。他认识到，惟有废封建立郡县才能达到其目的，才能防止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局面重演。秦始皇在重臣李斯的全力支持下，新制度才确立起来，“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11］（卷6，第239页），郡下设县。县长官“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16］（卷63，第572页），县以下设乡、 亭、里（注：［唐］杜佑《通典》卷33（职官）15云：“乡官，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循禁盗贼。”）。皇帝的权力通过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的行政官僚机构，一竿子插到底，及于全国城乡各地。正如南宋叶适所云，“今（指秦朝）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皆总于上”［16］（卷1，第34页）。 朝廷各级官吏及郡守县令（或县长）皆论功授职，按秩予禄，一任不过两三年（注：［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引叶适语云：“（秦朝）虽有郡县，皆总于上， 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从根本上废除了周代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各级官吏的职责是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诏令法规，对皇帝只能绝对服从，而不是像周天子与诸侯那样的契约关系。于是，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策天下，威振四海”［11］（卷6，第280页），过去周天子不能达到的目的，秦始皇达到了。这不只是统治方式的不同，而是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这种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变革，古代学者早有高度肯定的评价。柳宗元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3］（卷3，第20 ）王夫之亦言：“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7 ］（卷1，第2页）他们所说的“私”是指秦始皇一姓之统治，“公”是指历史发展的新趋向。秦始皇不仅集中了政权，还通过收缴天下兵器而集中军权，建立只能由皇帝调遣的军队；通过对全国征收赋税于朝廷而集中财权；通过统一文字、焚书坑儒、禁止私学及规定以吏为师，实质上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而集中文权。其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异曲同工。凡此种种，形成政治、军事、财政、文化等各方面集权于皇帝的完整专制主义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从秦朝开始延续到明清，历经2000余年，其间虽多次受到各式各样的冲击，却在反复震荡中逐步补充、完善、调整、强化，直到资本主义出现才开始瓦解。
秦始皇实行专制主义统治，毕竟是为其一己一姓之私利，故滥用其权力，“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逼得人民进行暴力反抗，致使秦王朝仅存15年而亡。然而，秦王朝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它所建立的新社会制度随之灭亡。如王夫之所说：“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7］（卷1，第2页）柳宗元也说：“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13］（卷3，第19、20页）秦亡汉兴， 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一切制度。它为求得国祚久长，错误地认为秦之所以速亡，是因为没有像周朝那样“封建亲戚”作为捍卫皇室的屏藩，于是在建国后，高祖刘邦一方面极力消灭在建国前就已存在的异姓诸王，另一方面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仿周朝大封其亲戚为新的王侯。封域相当广大，“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15］（卷48，第2234页），还规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11］（卷9，第400页）。这些同姓诸王，在其封国内有自己的官僚体系，除丞相、太傅由朝廷委派外，其余官吏均自行选置；有权自征赋税，自铸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自行刑法等等，俨然为独立王国，形成尾大不掉在态势，终于暴发“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息了。参加叛乱的只是分封诸王，无一郡守县令。柳宗元议论说：“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13］（卷3，第19 页）郡县制已是专制王朝一统天下稳固的政治基石。诸王叛乱，背逆历史发展趋势，失败是必然的，封建分权制不可能恢复已成定局（注：继西汉“七国之乱”以后，又有西晋“八王之乱”，亦封建所致，历时16年（290—306）而平，人民死亡数十万。其后历朝虽亦分封亲族为王，但如《明史•诸王传赞》所云：“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诸王在封域内只享有经济利益，封国即食邑，无政治特权，已非西周封建之义。），确如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7］（卷1，第1页）
专制主义制度之所以稳如泰山，难以动摇，是因为皇帝有能控驭全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和军队，而这两部机器的建立与运转，需要有充足的财力物力。这不是像周朝那样靠诸侯贡献和天子直属领地（王畿）收入所能提供的，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国家的财力物力主要出于土地。于是，从秦始皇开始，王朝政府便以征收赋税方式，直接取之于全国持有土地的黎民。公元前216年， 秦始皇下令全国“使黔首自实田”［11］（卷6，第251页，〈集解〉黔首即黎民百姓）。南宋马端临对此诏令注释说：“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己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是年始即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16］（卷1，第31页）即令百姓呈报所持有的土地， 为王朝政府提供征收赋税的依据，凡土地持有者必须按其土地多少交纳赋税，由乡官中之啬夫征收，乡县郡按规定数额层层上交，达于朝廷，“天下之赋税，皆天子之有矣”。皇帝也不是完全占为己有而是将其相当大的部分“以禄赐均之于百官”［7］（卷29，第900页），即用以豢养作为专政工具之庞大官僚和军队。
土地持有者“黔首”对土地有无所有权，秦始皇诏令中并不明确。众所周知，自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即土地王（公）有制崩溃，土地私有化趋势不可阻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商鞅所改革的社会制度，全面推行于全国，其中包括废井田和土地私有化的内容。西汉时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17］（卷61，第733 页）打破了周代土地不得卖买的限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等于承认土地持有者对其土地有了私有权。秦汉如此，秦汉以后历代均是如此。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企图复辟土地王（公）有制，却迅速以失败而告终，表明土地私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注：从北魏到唐中叶，实行过“均田制”，土地国有，计口授田，有授有还，但实行得不彻底，因土地私有制冲击而告终。）。秦汉王朝必须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才能蓄养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同时又必须通过伸入到全国各地的官僚体系才能集中财力物力，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周代土地王有的井田制与分权的封建制相待而行，则自秦汉及以后历朝，可说是土地私有制度与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是相待而行；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共同形成不同于周代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
由周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到秦汉土地私有制下开阡陌，是社会经济制度一大进步，农民和土地都得到解放。宋儒朱熹说，“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16］（卷1，第31页）。 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得到空前发展，土地私有并能自由买卖，加上强权兼并，必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社会问题，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资产者与无产者两极分化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制社会就在这贫富不均的对立中发展进步。
土地所有者的两极分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土地多者为地主，其中大者“地大业广，阡陌连接”，汉代称为“豪民”。他们自己不劳动，而是“募召浮客分耕其中”［16］（卷1，第34页）。 “浮客”即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15］（卷24上，第1137页），即向地主交纳50％的田租，这类农民是为佃农。佃农对地主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北宋苏洵对秦汉及其以后农村土地经营情况做了如下描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而田主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家），而耕者十人（家），是以田主日累其半（50％）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每家只得5 ％）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6］（卷1，第34页）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两个阶级处于对立地位。还有大多数土地所有者，能自耕自给，勿须雇人亦勿须受雇于人，可称之为自耕农，他们的人口与土地均居社会主要地位，是专制王朝政府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地主经济与自耕农经济并存，形成专制主义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形态，而是以自耕农经济为主。地主、佃农、自耕农构成了从秦汉到明清的社会基本阶级。后两者是劳动农民，其与周代的劳动农民（隶农）迥然不同，有居迁和择业的自由，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不同于井田制下隶农与领主的关系。以上这些不能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不能不是新社会制度下的新型阶级关系。
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取代旧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是特定的中国历史发展之需要，有其积极意义。中国因周代封建分权制而造成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个世纪的分裂， 诸侯之间不停地互相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4］（第175页）。人们饱受战乱之苦，呼唤统一与和平（注：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意为天下统一就没有战争，这是表达广大人民的愿望。（见杨伯唆《孟子译注》第12页）），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就是顺应历史要求而诞生的。自秦汉至明清，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内，有3／4的年代保持了国家统一、国内和平与安定，尤以汉唐明清为最，从政治上为本国人民营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这对于领土大于整个西欧的泱泱中国来说，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有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专制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在亚细亚各民族起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河渠、交通工具等等”，都是由专制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来完成的［18］（第7页）。所谓“亚细亚各民族”，当然包括中华民族。秦朝修建通向全国的驰道（注：《汉书•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即便于交通运输，有利于发展经济，又便于军队迅速运动，有利于统治全国。），隋朝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明朝建造能越过印度洋航行至非洲东海岸的大海船（注：明代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越过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船队二百余只，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9桅；最小者长18丈，宽6丈8尺，5桅。见《明史•郑和传》、（明）马欢《瀛涯胜览》、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书。），都是代表性的例证，为农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当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之后，中国专制主义政府能以其巨大的财力物力，进行赈济，生产得以迅速恢复，这是西周王朝或欧洲中世纪封建政府所办不到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当代通晓世界经济史的西方学者认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5］（〈中文版前言〉第20页）。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专制主义政府，向国家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的投入”，“还提供军事支持来促进‘民族’经济利益。因此，所谓的亚洲‘东方专制’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5］（第282页）。还有，从秦汉到明清，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土地资本可以自由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劳动者农民能自由离开土地，另择职业，不受限制，流入城市和工矿区域（注：明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见大量农民离开家园，“不复再怀乡土”。据调查，农民逃亡去路有五，其中三条均属“逐末”之类，挈家携口，移居大小城市，在那里或“开张铺店”，或“领牌上工”，或“凭奇技工巧，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政府不加限禁（见《明经世文编》卷22，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其他南北省份亦有类似情景。），这些无疑为将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做了历史条件的准备。
专制主义制度从建立之始就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作用。秦始皇滥用其权力，使千百万人民深受暴政之苦，步其后尘者比比皆是。专制主义的核心是人治，一切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他享有神圣的尊严和权利。皇帝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虽设具有监控职能的御史，也只能监察百官，无权约束皇帝，亦皇帝之专政工具耳。最高统治者的残暴、贪婪和愚懦，给社会造成激烈的动荡和深重的灾难；苛征重役，使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故此，历代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朝和皇帝。为了维护作为专制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代王朝顽固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抑制独立的工商业发展，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成长，阻碍了社会的再进步。2000千多年来，专制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深远莫测，根深蒂固，非此有限篇幅所能论述。随着历史的发展，专制主义制度的负面作用日益严重，尤其是进入近代，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压迫人民之最凶狠的势力。人民渴望以民主取代专制，以法治取代人治，这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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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十一）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一、先秦文学
1、从中国上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期间的文学，叫先秦学。
2、神话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前。神话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3、《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
4、《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至春秋中期各地方民族及朝庙乐章共305首。
5、《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收有屈原、宋玉写的赋，因具楚地方声，故称《楚辞》，对后代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
6、屈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
7、先秦散文是指秦代以前的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类。《左传》和《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历史著作，在历史、文学和语言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集，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行，由孔子的学生写成。
二、秦汉文学
1、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辞赋的杰出作家，《子虚赋》和《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品。
2、《史记》是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一部史书，也是纪传文学的典范。
3、汉代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乐府本来是指汉武帝时设立的音乐机关，后来人们把乐府机关采集、整理、保存的诗歌称为乐府诗。
4、《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叙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
5、《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一组无名氏的短诗，它是对乐府民歌的发展，标志着五言诗技巧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三、汉赋基础
1、《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它又简称为为《吕览》，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汉书·艺文志》称这为“杂家”。
2、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散文家是贾谊和晁错，贾谊的政论文名作是《过秦论》，鲁迅称它为“西汉鸿文”，晁错的代表作是《论贵粟书》、《贤良对策》等。
3、汉初楚声短歌主要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
4、汉代最兴盛的文学体裁是赋，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和由中下层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5、最早写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现仍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是战国时的荀子。
6、汉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主要流行的是追随楚骚余绪的“骚体赋”；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主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第二阶段是汉赋的鼎盛时期，流行“散体大赋”，主要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其中《大人赋》是讽刺汉武帝好神仙的。杨雄的代表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其他如王褒、东方朔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第三阶段流行的是抒情言志的“小赋”，著名的作家有张衡、蔡邕、赵壹、祢衡等。
7、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七发》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是有影响的，它的体制结构后来被看做是赋体文学中的一个专体，称作“七”或“七体”。
8、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短篇小赋中最著名的作品，其中“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揭露了当时弥漫官场的种种丑行。
十二）秦汉时期的思想总结
党性修养就是按照党性的要求，通过学习、改进和锻炼，来磨砺自己的品格和意志，以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共产党员的党性，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它的基本点是确定不变的;同时，它又是不断运动着的客观实在，随着客观环境及党自身认识及经验的积累，党性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其具体内容和重点又在不断变动、充实和提高。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及进行党性修养要与时俱体现时代要求。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从以下方面入手：
理论思维是人特有的一种素质，是能够透过现象揭示事业深层的全面本质及深层本质之间联系的能力，它可以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性(包括普遍规律)，是一种从整体上、全局上、本质上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能力。共产党员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正确揭示和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必要条件，也是理解、掌握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须的思维方式。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强化理论学习，增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自觉性。尤其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因为理论思维作为抽象层次较高的思维，它的主要代表是哲学思维，其中唯物辩证法的思维能力(包括唯物史观的思维能力)是其实质和核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哲学，是以往哲学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
进入新世纪，各国都在思考、研究以什么样的姿态，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力求在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中占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谋得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可以肯定，谁的战略思维能力强，谁有世界眼光，谁就能抓住时机，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领先，就能在国际上占有足够的份量。作为执政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肩负着历史重任，只有不断加强学习和实践，培养战略思维能力和世界眼光，开阔的视野，学会敏锐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历史上，不重视战略的思维，没有世界眼光，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三、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共产党员的思想改造，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其目的是使共产党员逐步抛弃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提高党性修养与时俱进的一条重要措施。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能否严格要求自己，严于解剖自己，能否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确立并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自己能否不断进步的关键，是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能否真正实现党性修养体现时代要求的试金石。
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而开拓创新则是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鲜明特征的党性表现，也是改革开放时期对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为提出的突出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20多年中，党中央始终强调全党同志要以开拓创新精神，投身改革开放事业中，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已写进了1992年部分修改的党章总纲，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的具体内容：“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开拓创新，是与我国社会发展趋势完全一致的，是对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是实现社会快速发展的基本因素。
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践品格，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实践中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坚持实践原则，要注意对客观实际的正确把握，最基本的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实，克服忙于应酬、工作精力不集中的浮躁心态和“情况不明决心大”的官僚主义倾向;要注意日常工作和生活养成，从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点点滴滴做起，遵守共产党人行为规范，提高审美意识和鉴赏水平，不断升华人生追求，使之“习惯成自然”;要注意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身掌握的科学思维方法，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和对策，转化为抓落实的实践过程。
目前世界观建设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言行不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干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对他人严格要求，对自己随心所欲，公开宣传和实际遵循的价值准则不一致。因此，增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就必须在“建设”上做文章，少说多做，说到做到，表里如一，上下一致，真正坚持求真务实的实践原则，以适应党性修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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