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资料|语文儒家道家思想总结(精品15篇)

语文儒家道家思想总结(精品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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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起了解下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资料

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不过，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儒家思想的阶级基础小农,今天仍然存在;其民本主义和博爱等思想,今天也在提倡。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结合点是大同社会、和谐社会的追求。我们可以用现代观念重新解释儒家思想,还可以借鉴现代新儒学对其话语方式进行改造,使思想道德建设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十九世纪以来，亚、非、拉广大的后进地区，陆续掀起了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潮流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这一现象促使人们思考：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可能有着某种共通的东西。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基本相通，是富现代性的。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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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问题的探讨,近年来再次成为热点.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中所贯穿的`实践观点这一主线,从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实践在整个感性世界中的本质地位以及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变革等角度阐述实践在马克思新哲学中的本体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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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息过。究其原因，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我们回首历史，应该能够发现，孔夫子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而儒学的发展，也依然一代又一代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无疑，糟粕是有的，但我们无法舍弃的，是那里的精华。让我们走进儒家思想，考虑一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中国未来的影响。

先看，何谓“儒”?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便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孔子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把有生命力的原则发掘出来，建构了儒家学说体系，是文化转轨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再看，何谓本文所要探讨的“儒家思想”?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向善的，是好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尽管后来出现了荀子的“性恶论”与之抗衡，但其终究没有被中国的大众所接受，只是停留在一种学术思想的层面，这里可以抛开不谈。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国的主要思路就是教育，这也是在当时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的。儒家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那么治理社会就应该从教育入手，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那么社会自然就会安宁了。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 对于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礼”，因为是儒家的“克己复礼”使中国成为了现在的礼仪之邦;有的认为是“仁”，因为这是儒家道德规范之本。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仁”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中国人对“人”的态度之上，将在下文详细叙述，这里不累赘。

儒家不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便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智慧并取得了成功。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儒者毕生追求的只是“君子”——那种集“仁”与“信”、“智”与“直”于一身，内在涵养与外在处世都和谐，永远不失”中庸”的君子，那种清醒自制、静观自身、含而不露、压抑激情的圣人。儒家注重自身修养约束，亦注重社会秩序的制约。儒家思想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当儒教自身特性与封建社会本质相融合之后，便出现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的现实最终为君主所重，奉为经典，扶为正教，大力推广，以其社会伦理观自上而下全面推及，使之渗入社会每个角落。从此儒家便真正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定了其高于百家之上的至尊地位，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之文化主流。这种突出，决非主观意识决定，而是历史的必然决定。

这要回归到“仁”的问题。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醒，对人类的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仁者爱人的精义是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也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人来看待。儒家虽未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却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其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而中国古代虽然也讲神设教，但宗教思想一直未能像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的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任何人一生下来首先遇到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关系，处于亲人的爱抚之中，并逐渐萌生对亲人深深的依恋、情爱。因此，家庭中的亲爱，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后来儒家也以亲亲敬长解释仁的基本含义。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爱心，爱人就是爱亲之心的外展与扩充，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今日，我们尚可闻见“百善孝为先”之类在历史中已流传两千余年的教训;“不孝子孙”成为了最为人们所不齿的一类人。可见儒家的仁爱之根本已经深深的进入了中国人的骨髓，难以磨灭了。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显示的行为表现出来。因而，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爱人，就成为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已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卷二)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它们是以仁推己及人的两个方面。 “忠”是积极一方。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作为“为仁之方”的行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

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适足以害人。因此，儒家提倡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已然后能推人。那么，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体措施就是“克己复礼”。具体的讲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社会道德)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行即所有行为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相违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并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几乎都遵循着它当年的步履。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如今的三岁小儿也都能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君子”之方，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为人最高境界;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从而这种“礼”与“义”的准则始终牵制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在以上所有的基础之上，中国人代代相连，从而建立起了复杂而又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治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实现民主转型。他们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或许对于儒家思想的本身已经有了歪曲与误解。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中国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邻国——那些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比方说日本，它从明治维新便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二战后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九十年代又开始从“一党独大”体制向“政党轮替”体制演变。近十几年来，韩国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区也相继实现了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新加坡则正在从足够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体向更加民主的政体过渡。为何我们的邻国纷纷改革着自己的制度，反而是中国这个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而蹒跚难以前行呢?

或许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走过的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则是有争议的。以往，人们更看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几乎成了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近来则有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张灏更明确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把“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提前到世纪之交，或许有助于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民主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乡土主义、宪法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多种价值的复合体。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长点都可以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来。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 “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儒学传统并没有对国人接受民主思想构成障碍，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呼吁，他断言：“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按照这种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碍，不是从政治实践上着手逐步的解决，而是在伦理思想上寻求根本的解决，这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思想误区。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便有了一种“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陈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过于趋新以及世界时髦思潮造成的负面作用。 在政治领域，西方文明的长处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长处是“善治”、“良吏”。我们推动民主化进程，要从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传统中吸取养分。儒家思想不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之一。真正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想因素，并不是“三纲六纪”之类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各阶层人士的一系列现实考量。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应该学着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与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契机，把“善政”与“善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 儒家思想在21世纪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他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而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同时我们也在用自己思维的进步，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 现在有人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然而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却遭遇到了尴尬和难堪。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 由于这样的“改革”遭到失败，人们便渐渐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有一种“儒家思想过时了”的想法在蔓延。然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应当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自然，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处于不断的改造与更新当中，否则便容易僵化。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 “儒家思想过时了”是不正确的。只要能够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不抱残守旧，不照搬照抄，那么，这一悠久的文明就能在现实生活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能长期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循规蹈矩，而应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模式。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才能完全展现其超时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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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仁体此刻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此刻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资料，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礼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个性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明白、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资料、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就应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礼貌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一样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十分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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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本体论从世界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独特的民族理性形式.它使中国封建社会“礼义之邦”的文明特征凸现,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精神价.值,其内在矛盾最终导致走向儒学道德本体理论的反面,使中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保持一种和谐与中和的.状态.这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诚信、道义、公正的时候,儒学道德本体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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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鴻家：我要向先烈们学习，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应居安思危，用自己的智慧开创美好未来，继续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努力奋斗。

2.成功的人都有一股疯狂和热诚，对事情很有企图心，好像心在燃烧的感觉。

3.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萧楚

4.青少年朋友们，“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是千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宏愿，青少年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接班人。

5.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

6.生活中要学会享受：享受工作的欢快，享受朋友的笑声，享受家人的温馨，享受创造的快慰，享受果实的甜美。祝自己生日快乐。

7.载人航天是世界高新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攀登这一科技高峰，离不开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拼搏精神和进取意识，这是航天人知难而进、不断创新的真实写照，是航天人以顽强毅力和巨大勇气创造科技奇迹的内在动力。

8.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XXX）

9.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10.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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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不知道他儿子的恶，也不知道他枝条的大。

32、三十岁的时候，我立场坚定；四十岁的时候，我毫无疑问；五十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六十岁的时候，我倾听自己的心声。

33、快乐和悲伤的不发，说在，发和所有的部分，说的总和。为了和谐，天燕的位置，万物繁衍燕。

34、不矜持，终累大德。为九座山，一次失败。

35、因为政治上的美德，如北方的地位和星辰。

36、大德不超过悠闲，小德也可以来来去去。

37、我的第三天反省我的身体：人寻而不忠？与朋友而不是信任？不能教吗。

38、李仁为美，选择仁，怎么知道。

39、别无所牵挂，别无所牵挂。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

40、学而不思则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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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管理文化指的是中国管理文化，在这里特指儒家的管理文化。与其相对的，则是动的管理文化，特指西方的管理文化。二者的区别即在动静。

儒家的管理文化。黎红雷先生在其《儒家管理哲学》一书中，将儒家的管理哲学分为两个部份，一是管理的哲学论，包括“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论和“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一是哲学的管理观，包括“劳心治人”的管理本质观、“人性可塑”的管理人生观、“能群善分”的管理组织观、“无为而治”的管理行为观、“道之以德”的管理控制观和“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观。黎红雷先生对儒家思想和管理的融合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以上之划分不能不说是切中了儒家在管理方面的精华之处，严谨而有条理，儒家管理哲学的经典之作。

但是，对於儒家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於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实际能有多大用处。黎红雷先生在此书中并未对此有专门之论述，只是在《余论》一章中稍有涉及，读後仍嫌不够。本文即对此而发。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什麽样的状况？记得有个观点认为现在的.人类社会是丛林法则的社会。或许现在正在对这个法则的合理性进行反思，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现在，丛林法则仍是人类活动的标准。所谓“笑贫不笑娼”即是例证。不管政府对国学，对道德有多提倡，在民间至少是有钱就是大爷。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儒家的管理文化是否具有适用性？要知道我国古代讲究道德、讲究君子谋道不谋食，讲究修文德以服四方，这是因为在古代，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真正的亡种危机并未出现。可以说，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始终处於只有内忧没有外患的境地，即使五胡乱华，即使蒙古占领中原，即使满族获得九鼎，但是在情感上，大部份人并未将之作为异族来看，并有他们在物质上统治我，我们在精神上同化他的感觉。历史也确实是这样，无论是五胡、蒙古、满族最後都归结于中华民族！

因此我认为儒家管理文化它的创生和存在发展的环境，都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环境，即使内部多么动荡，也只是家里的事情，不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所以它有一种静的特质。就如上文所引之《儒家管理哲学》一书，其对儒家管理哲学的分析中，所谓修己安人，所谓道之以德，所谓无为而治，所谓人性可塑，所谓义以生利，所谓知治一致等等都表现出将管理的对象放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环境中来看的态度，因为只有没有外来的危机，才有从自己做起，推己及人这个思路的合理性。

既然这样，儒家管理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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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中和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修养观,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追求宇宙的和谐,倡导兼容与博大,倡导遵守社会法度与道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不偏激是中和思想的核心.中和思想的人格修养观充满了做人要端正无私、奋发刚毅的精神,有助于现代人性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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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响、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国界和时空，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日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等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灭商，殷人受封到宋，转成为诸侯。后在宋国内部变乱中又转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避居鲁国。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于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的长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时家境已经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30岁以后，他自觉所学有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是开始招收门徒，进行教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办学的成就使孔子赢得了社会声誉，他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孔子曾经是齐国贵族的家臣，并受到了齐景公的接见，回到鲁国后又曾担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得到展现。由于齐人的离间，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游列国10多年中却备受冷遇，甚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境地。孔子离开鲁国后，67岁时返回鲁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至鲁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系旧有政治秩序的礼乐制度也难以为继。在“礼坏乐崩”的大环境中，鲁国比较保守，不但“犹秉周礼”，而且保存的周礼最多，以至有“周礼尽在鲁”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诗经》《左传》）中就己有仁字出现，但那时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仁真正具有《论语》那样强调的重要性与崇高地位则始于孔子。

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一共有109处，但在不同的场合，他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质意义，即可作为定义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个：

其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对“仁”原有意义的确认与继承，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浅层次定义。

其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这是孔子对仁的扩展与提升。“君子务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仁不仅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且出门在外还要能尊敬长辈，说话做事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博爱大众和亲近有仁德的人。“泛爱众”要把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社会的博爱。

其四，“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这里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能为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和好处，是“泛爱众”的最高体现。

上面四个关于仁的定义，层次分明，其内涵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递进。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含义。

孔子认为实践“仁”的方式有多种，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将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炼，就可以升华成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别人也会有这种想法，因而要尽力帮助别人；“恕”则指自己懒惰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忠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主张“为国之礼”（《先进》），“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礼是治国之本，主张用礼来治国，建立一种“礼制”，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而孔子所崇尚的礼就是周礼，即周朝的国家及礼仪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合于礼，其实质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会”。

孔子认为礼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被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还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其意义与实质都在于要恢复、体现和巩固社会的秩序和制度。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的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奉行礼乐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注重仁和礼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中庸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调和与折衷,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表明孔子并不是无原则的爱，不是谁也不得罪，只知调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适度”，即“无过”、“无不及”，孔子认为“过”与“不及”是一样的，因为都不“适度”；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不是指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要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中与和又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的，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依据，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

孔子很重视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与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论被讨论的，原本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但实质上不仅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出发，孔子认为要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之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培养具有上述弘扬与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养目标。

2、关于教育的作用。

《礼记·大学》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积极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3、关于教育的对象。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为了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四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于“数”教的内容。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约25前己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5、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

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式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

6、关于教学的方法。

孔子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7、关于教材建设。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编订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后被荀子尊敬为“六经”。除《乐》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响

孔子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认真朴素的态度，把思维聚焦于人生的实际问题。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早在公元1世纪，儒家文化就传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鲜就创设成均馆于汉城，祭孔于文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

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伴随着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拉开序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20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二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上，“孔子教育奖”被正批准设立，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1988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和的东方品格和释方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必须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下，在人类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将会气宇轩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异彩。

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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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小不忍，则乱大谋。

42.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43.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44. 朽木不可雕也。

45.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46.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47.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48.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49.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50.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51. 当仁，不让于师。

52.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53.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54.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年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55.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56.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57.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58.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59.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60.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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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源于日美风靡全球的企业文化进入我国，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我国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定位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一些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给我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核心是儒家文化，在“六家”中居第一。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企业不可置国情于不顾而简单地移植美、日等国的企业价值观，唯有以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作为构建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传承儒家思想的精髓，让塑造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走“本土化”道路，企业才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就是要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对他人要有仁爱之心，通过包容关爱他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达到“仁”的状态。事实上，关爱和尊重他人一直为西方企业领导者所推崇。例如，摩托罗拉公司总裁保罗・高尔文只要听到员工或员工家属生病，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员工推荐医生并代为支付医药费。由此可看出，尽管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几千年前的产物，但是时至今日仍能为塑造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来源。

儒家思想的“仁爱”观，把它应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就是要求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

第一，企业领导团队要充分尊重员工，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管理工作要适应员工，而不是让员工适应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视企业为“家”。企业要倡导“为政以德”，以“仁爱”之德感化员工，强调德性就是尊重员工的人性。

第二，企业领导团队要关心员工及其家人的切身利益。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将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挂钩，让员工享受企业业绩增长的成果。企业不但要切实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而且还要关心员工的家人，让员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后顾之忧。例如，山东省博兴县民营企业――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为6500多名员工的父母发放“孝工资”；菏泽市也有一家大型企业为员工的父母发放“孝老金”；在河北、浙江等省都有企业为员工父母发放“孝工资”。企业通过发放“孝工资”，使员工的父母得到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这大大有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双赢”。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继茂说：“孝”文化是公司的核心文化之一，“孝工资”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个做法让员工的家庭更加和谐，让员工更加关爱老人。同时也能给社会传递一个信号，让更多的企业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这些措施都是塑造“以人为本”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最好例证，是儒家思想中“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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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企业领导团队要处理好对外关系。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与方方面面打交道。将“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应用到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就是要求企业对外表现出“大仁大爱”，想顾客之想、急顾客所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取。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君子以坚持道义为快乐，小人以追逐财利为快乐。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人？孔子回答：“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意思是说，见到利就要思义；遇到危险要能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承诺过的事，就一定要实现它。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成人了。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义利观是“义”重于“利”，在“义”与“利”发生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

塑造“义利观”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

第一，要始终坚持以“义”为导向，强调“先义后利”，摒弃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尽管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获取利润，但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成员，绝不可唯利是图、以“利”作为经营的宗旨，而应始终坚持以“义”为导向的原则，全面统筹企业的发展。

第二，要始终坚持“见利思义”，严禁“见利取利”。“见利思义”是指企业遇到获利机会时，要始终坚持“仁义”即符合道义的原则，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利润，绝不取不义之财。如果是“见利取利”，企业就会在利益面前见风使舵，甚至违法违规，不被社会认可，给企业造成伤害，最终导致企业衰败。

第三，要始终坚持“以义制利”。企业把“以义制利”作为经营的准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定“以义制利”的准则，企业在牟利的过程中就有了明确的评判标准――哪些利可牟、哪些利不可牟，唯有这样才能促使企业向善，得到真正的利益。

第四，要始终坚持“重义轻利”。如果只以是否赚钱作为评判标准，就会使企业受到现实利益的牵绊而不知所措，为了蝇头小利而忧心忡忡，这样企业就难以发展壮大。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也就是说，评判荣辱得失要崇尚“义”。企业要以“重义轻利”、“以义为重”为原则而追求大利，这是先进企业文化应有的核心价值观。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就是信守诺言、言而有信，是做人应当具备的品质，也就是诚信。儒家思想认为“诚信”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这些名句，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强调诚信是一种道德追求，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塑造“以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

第一，企业的领导团队要有理想、有道德、重信誉并率先垂范，从上到下把诚实守信的观念贯彻落实到经营管理全过程中，这是关键。例如，美国的“安然”、“世界通信”等公司，都是CEO（首席执行官）与CFO（首席财务官）等高层管理者相互勾结做假账，最终使企业破产。

第二，员工要将诚实守信作为为人处世和从业的行为准则，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企业要将诚信建设融入员工的继续再教育，唤起员工对诚实守信价值观的认同，积极践行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第三，企业要营造诚实守信的外部环境。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取信各方。而信任是相互的，企业自身要诚实守信，方能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著名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能够成功经营大企业者，就是那些使顾客得到好处的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真正视顾客为“上帝”，把吸引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要作为企业应尽的责任，通过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赢得顾客的信赖；积极营造互信的竞争氛围，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健康发展，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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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国家的根本，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心灵之桥。譬如风雅精神融会贯通的《诗经》、彰明较着的文化经典《论语》、洞察人生百态且词藻优美的《菜根谭》，都是国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如一杯茶，淡雅幽香，细细品味之中，便潜移默化、醍醐灌顶了。而中国两千多年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厚重的国学，思想主导几乎一直是以一种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学派儒学为主。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在中国的国学经典中体现的？它的精华与糟粕又有哪些呢？作为新时代文明继承人的我们，又应如何面对呢？

众所周知，在那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学派林立。儒家之所以能在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思想主流，除了一些儒学之士的推广如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学术价值。儒学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派，它关注于人类的生命、伦理，对人类的生命存在进行思考，而这也决定了它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它不似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也不似阴阳家，重视阴阳现象的发生及规律，将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它有如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互相爱，反对侵略战争，重视礼乐、文化的传承，又如农家，顺民心、忠爱民。儒家以仁爱为怀，注重以和为贵，关注民生百态。

以《论语》为例。作为记录儒学之祖、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古典书籍，它的思想核心便是儒家思想。譬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孔子提出了管理一个泱泱大国的基本方针，即敬事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也是对国家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敬事，便是要求统治者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尊崇敬仰，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去做事，规规矩矩的做自己的本分工作。这不仅是要统治者去如此行事，便是一位普通人也要如此，而这便是党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一词；节用，旨在强调节约国家的经济、自然资源，重视国资的使用与流通。在我看来，孔子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国家资源是维持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不可缺的一点；爱人和使民以时是相互关联的，爱人便要使民以时，而使民以时便也是爱民了。这要求统治者要关心民生疾苦，胸怀天下苍生之心，以民为本，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保障人民群众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此一句，即涵盖了儒家思想中对于国家管理的建议。

而诸如其他国家儒学经典，《诗经》描写了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的劳动耕种、男女间的情爱，贴近于现实生活，十分真实；《菜根谭》囊括了中国的处世智慧，云中世界，镜里乾坤；冷静观人，理智处事；水滴石穿，瓜熟蒂落，人生便是如此，要能在普通的生活中找寻快乐的因子，也要做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充满哲学的气息，洞察人生百态。

而儒学并不只有优点，它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儒学的兴盛时期是在封建时代，而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一些理论是不实用的。我认为，儒学思想的弊端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人格讲求过度忍让，不到最后关头、不痛到骨髓里不会反抗，这便造成了封建时代一些中国人的怯懦与妥协，并且墨守成规，以致于中国在清末遭外族践踏、蹂躏，甚至人民群众无法拧成一股绳，阻碍了人民的进取和创新意识；二是对于封建时期妇女的过度歧视，女子也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论语》中提到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将儒家思想中对于妇女的歧视暴露无遗，体现出儒学将男权主义捧上最高点，而将女子的地位一再降低；三是对于法治的轻视，忽略了法律的存在及它对于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儒学认为在法与孝中，孝更为重要，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倘若如此，做错了事、犯了罪互相包庇，互相开脱，那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能好呢？我国坚持实行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真是因为它能为国家治安提供了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提出了法治一词。

国学在中国这片净土之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人，对于国学，我们不仅要读，还要讲究读时对于它内在学术价值、思想文化的思考与认知；而对于国学中存在的儒学思想，我们则要取其精华，领悟它对于人生价值取向、建立大同社会这一崇高的思想，学习它为人处世的准则，同时亦要去其糟粕，将对于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有所冲突且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时代文明的封建思想予以摒弃，是自己的人文素养有所完备和提升，为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道路积蓄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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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名”上来看,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本体论的纷争,但从“命意”上来看,在这些不同的本体论问题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一致性:本体论不仅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更深层的是为人之为人寻求合法性根基.但在本体论的.历史演进中,这一深层“命意”却被异化和遮蔽了,以致人之为人的根基还要外求于“他物”.所以在此意义上,传统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他治的本体论”.而马克思哲学对这一“他治的本体论”进行了彻底的扬弃,将人之为人的根基奠定在人本身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从而开辟了一条人“自己解放自己”的现实性道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与传统本体论相对立的“自治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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